陈振林
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桩事。油，仅次于柴和米，重要性不言而喻。厨房里没了油，家中的人就没了劲。江汉平原农产丰富，除了水稻，就是大片大片的油菜和棉花。油菜籽和棉籽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炼油，油菜籽炼成菜油，棉籽炼成棉油。菜油清亮可人，炒出的菜喷香可口。棉油煎鱼最好，将那鱼皮煎得金黄金黄，诱得人垂涎欲滴。
其实，不说是丰年，就是歉收了，江汉平原的家家户户至少也能收获十多斤油的，丰收时有的人家会有上百斤。这油，一年下来，也吃不了那么多。多的呢，家中当然不好存放，那就存到油铺里去。等到油吃完了，再到油铺里去取。存在油铺，也不用交税。油铺老板呢，存户的油存在这儿，利于周转兑换，有时也能赚些差价。
我的姑父就开着这样一家油铺——为民油铺。姑父姓魏，儿子叫魏民。这样给油铺取名，算是谐音，也取个吉利，图个好名声。这个名叫龚场的小镇，其实还有更大的一户王家大油铺，门面宽，油桶多，存油户头也就多。姑父不声响地经营着他的为民油铺，管着他一大家子人的生活。
这一年，是1988年，姑父家的油铺刚开张不久。我刚上初中，暑假时就到姑父家去玩。他家里有比我大不了三岁的表哥魏民。魏民没考上高中就辍学了，在家跟着姑父学做生意。我认真地观察着他们家的油铺，窄小的门面，只有两个油桶，一个存菜油，一个存棉油。姑父呢，时不时走进屋子，又走出屋子，那是在观望着，看有没有新的存油户来。姑父爱抽烟，右手夹烟的食指和中指熏得黄黄的。偶尔，会有住得近的农户拿了二三十斤油菜籽来兑油。姑父不慌，先递上烟，唠上几句家常，然后才开始过秤。姑妈常在一旁叹气：这没有生意，怎么过下去啊。表哥魏民和我就不出声了。谁知，春节时我到姑父家去，油桶变成了四个，门口用红纸写上了大大的“生意兴隆”四个字。他家的账本也变厚了，看来存油的农户是多了不少。第二年，油菜收割的时候，存油的农户在姑父家排成了队，等着姑父给他们——过秤、记账。表哥魏民也穿上了一件新的上衣，海军衫，那是我想了几年都没能得到的衣服。我问过表哥魏民：“那个王家大油铺呢，怎么样了？”表哥魏民一脸的自豪：“几乎快要散伙了，他家的油桶，卖给我们家了，他家的存户，都转到我们家来了呢。”
我就要上高中了，那个暑假，我又到姑父家去玩。姑父很高兴，拿了二十元钱，让魏民和我一块上菜场去买肉来吃。买了两斤肉，魏民接过找回的零钱，打开一看，少找回了一元钱。他对着肥胖的肉铺老板说：“肉是七元一斤，这两斤肉十四元，你应该找回六元，可是你只找回了五元。”胖胖的肉铺老板很不情愿地递过一元钱，说：“你是为民油铺的小子吧，你家老头做生意，前年的时候，给好多的存油户多找了一元钱的，你小子倒变精明了啊。”表哥魏民一愣，但还是回了一句：“你放屁，不可能的事！我家老头的算盘精着哩。”
说归说，一回到家，魏民就翻出了前年的账本。那是第一年的账本，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魏民用计算机算账，我用口算。果然，为民油铺开张的第二个月就出现了多找一元钱的事儿。比如，每斤油菜籽加工费三毛钱，存户三十四斤油菜籽得交加工费拾元两角，人家给了十五元，姑父就找回五元八毛钱，这就多找了一元钱。也就在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存油户都多得了找回的一元钱。
魏民很是生气，嘴里不停地向我抱怨：想不到啊，一向精明的父亲这一年像中了邪一样，总是算错账，你说你说，一元钱，我一天可以吃上两个油饼哩……
魏民拉着我，去向姑父问问理由。姑父正坐在厨房里喝酒，没等魏民开口，他倒先说开了：“小子，仔细算算，我算错账了吗？你将这些年的账合起来算一算看。有些账啊，是要计算总账的，不要只看着眼前哩……”
我将魏民拉了出来，魏民还是一脸地疑惑：“老头为什么说没有算错账啊？为什么啊？”我也连连摇头。
后来，我读高中，上了大学。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猛然醒悟：我的姑父啊，真会算账。
而在那个名叫龚场的小镇，表哥魏民仍然经营着他的为民油铺，一直生意兴隆。
1979年的一碗米饭
王天银又端起了碗，贴近自己的鼻梁，伸出发白的舌头，用力地向前凑了凑，算是够着碗了。那白底蓝边的大碗边的一小撮面糊，极不情愿地被他的舌头拉进了他空荡荡的嘴里。
那嘴，像口窑洞，还开着。丢在黑色小桌上的大碗，也像他一样，张着嘴，凶狠狠地瞪着他。
家里的孩子多啊，一年生一个，一个紧挨一个，像拔萝卜一样，六个了。大龙、二龙、三龙、四龙，还有大凤、小凤。
孩子们比他王天银还饿。婆娘爱枝用家里最后的一团面粉，和着两大瓢水，熬成满满一大锅面糊。那水还只是冒着热气的时候，三龙、四龙就向着灶边凑了过来。锅里的面香还没散开的时候，爱枝已给六个孩子一人盛了一碗。然后，给60多岁的母亲也盛了一碗。看着锅底，爱枝不声不响地加进了半瓢水，这才有了夫妻两人一人一碗水面糊。
“天银，天银，得上工了。”门口是小队长春平在叫。王天银是小队的会计，管着小队的账本，平常也帮着小队长春平吆喝社员上工。王天银跑出了家门，朝着小队牛棚跑去。牛棚边挂着一口铁钟，他拿出根铁棒，当当当地敲起来。社员们像出笼的鸭子扑向河边一样，向田地里四散开去，耕田的，锄草的，施肥的，各做各的事去了。王天银呢，拿出个算盘，噼噼啪啪地拨个不停，一会就和小队长春平说会话：“二牛家今年借粮多了，三百六十多斤了哩，老张头家最好，下地的人多工分多，分的粮食也多……”春平就着烟斗，嘭，嘭，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时不时地嗯一下。
这一年的账查得早，才过了冬月初一，乡里就来人了，会合大队部的老刘会计，查了小队的账。将王天银的账本打开的时候，王天银正在家中煮着米饭，挨个儿分给六个孩子，然后盛了满满的一碗，双手递给卧在床上的母亲。其实，每年一进入腊月，王天银就会将手中的账本清理好，等着年终查账的人来查。不想，今年查得早。结果，正如小队长春平所料，小队的账本上出了问题。王天银做了假账，贪污了二百四十七元。这在1979年，当然是件天大的事了。
当天，王天银就被送进了乡派出所。第二天，县检察院立案。不到一个月，县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王天银刑期三年。
服刑的王天银服从管教，有时还帮着狱警做少数犯人的思想工作：“你看看，我是个小队的会计，也算是个干部了吧，但为了家中的六个孩子，为了我的老母亲能活着，多么听话的我起了邪心，贪了钱，应该服法才是，好好改造，才是出路啊……”
除夕那天，监狱改善了伙食，每人三块肉，一碗米饭，不再是平日的菜叶汤和照得出人影的稀饭。同号的狱友一个个高兴地敲起了饭钵，唱起了歌儿。可他们转过脸来，看到平日里帮着做思想工作的王天银，正默默坐在一旁，对着正冒着热气的白花花米饭发呆。年纪最小的“小猴子”用筷子敲了下他的脑袋，王天银倒哭了起来：
“老天啊，今天要是我的妈在这儿就好了啊，我快七十岁的妈在这里，她就可以吃到这碗白白的米饭了。”
一旁的歌声停住了，正用筷子敲打饭钵的手也停在了半空。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