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
我的故事有三个主角。除了我自己,还有黑狗、臭卵。我的外号比他们更难听。他们背后肆无忌惮地称呼我贪污犯,虽然我还没有被判刑,甚至还没有站到被告席,因此谁也不能说我是“贪污犯”。但从进入云南境内起他们就这样叫唤我,想以此证明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是一丘之貉,就像穿着已经破了的鞋子和肮脏的衣服走了很长的路一样感觉很不舒服。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正在逃亡,身份、地位、背景早已不值一钱,唯一在乎的是被警察抓到之前逃到缅甸去,黑狗说去投靠他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叔叔。而我,有一个在仰光一所大学里教授中文的远房外侄,虽然从没联系过,但他是我唯一的海外关系。听说他在缅甸神通广大,各方面都吃得开。但我不会在缅甸这样贫困混乱的国家呆太久,我的最终目标是在外侄帮忙下逃到美国或者欧洲。
一个多星期,又或许是十多天前,我们从安徽出发,经上海,迂回石家庄、北京、大连、青岛、武汉、广州、南宁,才从贵阳进入云南,像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星际旅行。途中历经了很多艰险和惊慌,包括:在广州火车站黑狗差点被联防队认出来,因为墙上到处贴着五花八门的通缉令,我估计是经过一次失败的整容帮他逃过了此劫。他布满脸上的红疹使联防队最后时刻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一路上我同样惊心动魄。也许很多报纸和互联网上都刊登了我携款潜逃的消息并配发了醒目照片,很多人都认得出我了。在武汉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操马鞍山口音的中年妇女一惊一乍地盯着我,还将信将疑地问我,你是不是司徒市长?我紧紧地搂着装满了现钞的箱子,心虚地摇摇头,嘴里禁不住不断地说你认错人了,而乘警一次又一次从我身边走过,我感觉到他们冰凉的目光充满了狐疑……经验丰富、老奸巨猾、号称安徽偷渡的人中有一半是经他策划组织的蛇头臭卵在中途却意外地栽了,在昆明的夜市撞上了一个被他欺骗过的客户,两人当众扭打。结果进了公安局,但只是被训斥了一顿就出来了。我们对此的理解是公安局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只好赶紧收拾东西连夜离开昆明,改变出逃时间和路线,像丧家之犬往西北方向逃之夭夭。沿澜沧江逆流而上,从康普左拐,越过怒江,翻过贡山,往北抵达迪布里,然后又折向南,我们是要逃到缅甸的阿勒翁市。辗转反侧,途中依然险象环生,幸运的是,我们都有惊无险地避过,现在离目标都很接近了。虽然我和他们之间没有友谊,即使同舟共济了不短的时间,如果不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和路上有个照应,我甚至不愿意与像他们那样粗俗的人为伍,因此我和他们没有多少交流。只知道一个犯了命案,一个得罪了黑社会,但我还是同意r他们提出来的一个约定:越过边境后痛饮一顿,以此宣告摆脱了国内警察的纠缠和新一天的开始。
但始料不及的是,那天的天气很不好。在离边境还有十几里路的藏民区。在黄昏突然降临的下午,一场雪暴从北面方向席卷而来,铺天盖地,还下着冰凉的小雨。刚才还觉得有点热的气温像发动机突然熄火的飞机急剧下降,似乎要让一切都顷刻之间变成冰块。我们从没遇过这种坏天气,被困在崇山峻岭一个叫不出名的山坳,进退两难,不知所擀,几近绝望。
我们把遇上这样的处境归咎于貌似老实的向导老宋。他的老迈迟缓和过分自信使我们比原计划延迟了一个多小时,这段被延误的时间足以够我们赶到边境并乘着雨雪的掩护顺利穿过国防线,远走高飞。不仅如此,老向导有点坏心眼,一路上不断以各种理由,如边防部队加紧了巡逻、可能遇上泥石流甚至雪崩、驮行李的母马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等等,跟我们讨价还价,目的想多敲几个钱。我们警惕地意识到过于在乎钱财的人是不能相信的,因此我们在进入藏区之前把他解雇了,预防他向警方告发带来的厄运,我们再次改变了逃跑的线路,并请了一个藏族姑娘带路。
藏族姑娘还是一个小女孩,长得就是一个十足的藏姑,黝黑的脸、蓬乱的头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藏袍,赶着一匹还算结实的矮母马,十二岁了,但看起来跟我八岁的女儿差不多,马鞭似乎比她的身高还长。她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但我们说话的语速必须比爬行这种崎岖泥泞的山路还慢才能让她听懂。她说她叫格桑,不上学了,每天就在山口等要进山的游客雇她和她的小矮马。她把我们当成一伙普通的喜欢猎奇的游客,因此她以习惯性的口吻告诉我们,三年前父亲死于一场雪灾,母亲的腿不好下不了床,在家带着小妹妹,而她对这一带了如指掌,已经带领和帮助无数游客越过喀拉山到达缅甸边境。我猜,她肯定也是这样跟其他雇主说的。因此,我知道,一家的生存重担压在格桑的肩上,就像当初一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担压在我身上一样,因此只有我才明白瘦小的格桑为什么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还愿意冒险。
格桑像久经风霜的长者告诫我们,到了冬天,这种天气是常有的,不过现在还好,还没到大雪封山的时候,到了那时,连狼也跑不了这种路,但是,即使是现在这种天气也是不能赶路的,那雨太冻,淋湿身子会冻人骨髓,将肉身化为雪水,不说是人,连马都会冻垮。
我们已经领教了这种雨雪的厉害。臭卵浑身发抖。黑狗牙齿打架的声音彼此可闻,脸上的红疹变得恶黑,痛得他不断地呻吟。我们用默认的方式无可奈何地听信了格桑的奉劝,停止前进,闯进一间废弃的牧人小石屋里躲避。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房子。他是一个牧人。”格桑自豪地说,像介绍自己的家一样。
狭窄的小屋像冰窖一样,我们三个人弓着腰进来,一下子塞满了黑暗的空间,但格桑坚持把她的小母马也拉了进来。
“让马也暖和暖和,它们不穿衣服,比人还难受哩。”格桑忧郁的脸上露出少女式的俏皮神色。
除了黑狗骂了一句马的气味太臭外,我们没有对小母马表现出过多的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翻山越岭还得靠它。但屋子里确实太窄了,马嘴和人的I嘴巴几乎吻在一起,互相感受得到对方体内吐出来的暖气。我们又累又饿,掏出包里的干粮,干粮不多了。格桑不接受我们的食物,她自己有。她把糍粑一块又一块地送到马的嘴里,让它咀嚼得吱吱地响。自始至终,她自己才吃一小块。
外面的雪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世界惨白,寒气逼人。墙角里有一小堆牧人留下的木柴,格桑悄悄地点燃了几根。我们突然觉得困倦,都蹲下来打盹。才一会,我便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梦见我的女儿了。我猛地惊醒:原来,我没来得及跟她告别。
那天早上,我准备到政府开一个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有点熟悉,只是想不起是谁了。他压着声音,慌张而急促地说:
“检察院马上要动你了!还不快逃!”
我还来不及问对方是不是我在检察院的一个同学,对方便把电话挂了。这种事情也不能多问,他冒着多大的风险给我通风报信!这段时间,我做梦经常看到自己戴上了冰冷的手铐,从家里被检察官押出来,女儿哭着抱住我的腿,不让我走……想不到,这一天来得那么快。突然感到天旋地转,我根本来不及思考,头脑里一片空白,稍回过神来,只想到了一个字:“逃。”
我抓起那个箱子,慌不择路,差点摔倒在楼梯上,一个邻居看到我脸色苍白的样子,要强送我去医院,我粗鲁地摆脱了他,仿佛他是要扭送我去使人身败名裂的地方。在车库里,四下无人,本来想给妻子打个电话隐晦地向她告别,但整个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只好作罢。我需要帮忙。但这个时候才发现,没有一个朋友或心腹是值得信赖的。突然众叛亲离。甚至不知道往哪里逃。我开着车,慌慌张张,感觉到满大街的车和人都会对我围追堵截。千夫所指,一个个面孔都因愤怒而狰狞。我必须摆脱他们。从去市政府的人民路掉头,往东拐过中山北路,避开检察院所在的淮海路,如丧家之犬,往南狂奔。出了城区,在无人注意的地方,把车牌摘了下来扔到臭水塘里,然后把车开进一家疗养院的停车场,打的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招停一辆武汉开往X城的长途班车,在X城下了车,然后赶到Y城火车站,跳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惊魂甫定,便认识了一个自称做东南亚国际贸易生意的巢湖老乡。
他人高马大满脸横肉,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和市侩,并一不小心便露出固有的浅薄和猥琐来,然而,却装作见多识广、满腹经纶。一开始,他夸夸其谈地跟我谈论9·1l、阿富汗和美元跟人民币的汇率、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甚至安徽外向型经济发展……虽然时有谬误,但对于一个体制外的人来说已难能可贵。然而,他喋喋不休的样子让我无所适从。要是平时,我是不屑跟这样的人有过多的交谈的,但他好像看透了我的一切,非常谦虚地与我探讨问题。我也需要一个陌生人跟我聊天以缓解我内心的惊恐和慌乱。因此我没有拒绝他,慢慢地我从一味点头敷衍到主动发表一些见解,他对我的见解奉若圭镍,就像一个下属领会我的意图一样虔诚。我们越来越谈得来。不知不觉问,呼啸在辽阔的平原大地上的列车过了一个又一个站点,驶向暮色苍茫的尽头。我绷紧的神经得到了暂时的舒缓,谈兴渐浓,能不时听到自己发出的谨慎而节制的笑声。后来,我们很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谈到了A市……他从没到过A市,却对A市了如指掌,甚至对官场的明争暗斗相互倾轧也洞若观火,对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传言和我所不知道的内情他也明察秋毫。长期在东南亚做生意的他怎么会对A市如此熟悉?他对A市的很多问题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特别是看官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意人的角度,令我耳目一新。我想听他对谁最有可能在下一任A市市长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分析。因为在此之前,坊间的议论都集中在我和另一个副市长赵忠诚身上,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几年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和领导对分管城市建设的我评价都相当高。政绩和口碑就是我的优势。我也通过一些途径印证了坊间的传闻,上面已经基本定调,将由我来挑起A市的重担。赵忠诚也知道自己胜出的机会不多,多次在心腹面前露出了泄气和沮丧。但他是一个坦荡的人,在县里就跟我同事过,跟我的关系不错,前几天还到我办公室跟我聊天,非常真诚地说做好了当我副手的准备。我有些感动。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天崩地塌像梦一般。事到如今,但我还是想听听民间人士对衙门的分析。
“照我分析,如不出意外,司徒森稳操胜券。”
“为什么?”我精神一振,却很快便被一阵汹涌而来的悲凉所取代。
他却戛然而止,没有往下说,转而谈他从事国际贸易的成败和甜酸苦辣以及周旋于东南亚各国官场的心得体会。我不得不对这个散发着狐臭味的家伙刮目相看,并产生了信任。当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请他想办法通过不正常渠道带我出境时,他仗义地拍着胸膛,满口答应,并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悄声地说:
“我早就看出来,你就是司徒森!”
阴森,得意,神秘。四周坐满了身份不明的乘客。我惊慌失措。但他稳住了我:“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真正职业是蛇头。我们是一丘之貉。”
整个车厢里塞满了像夜色一样浓烈的狐臭。我比一个自以为高明的罪犯被警察识破还垂头丧气。原形毕露。瓮中之鳖。蛇头似乎是有点后悔揭露了我的身份,压着声音说了很多让我对他深信不疑的话。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司徒森出逃!”
最后我确实相信了他。除了相信他,我还能怎么办?
“你不必知道我的名字,”蛇头说,“别人叫我臭卵,你也可以这样叫。名字虽然难听,但我做过很多好事。”
黑狗是从上海跟我们一起走的。也是巢湖人。他刚刚从美容院里出来,表情痛苦,却有点得意。
“上个月A城星湖花园出了一单命案,公安局查到真凶了。”臭卵说,“告诉你也无防,是黑狗干的。因此,我们都不是好人,谁也不要嫌弃谁。”
我没有嫌弃谁的意思,即使跟猪在一起也不要紧,只想快点离开险境。但和一个杀过人的人为伍,浑身不是滋味,总是觉得他的手上还沾着血,他瞳孔里还留着死者惊恐的影像。因此他伸手过来,我没有跟他握,甚至没有正眼看过他。我们在上海换了十一次的士,绕了七八个圈子,好像是要摆脱什么似的。快半夜了,臭卵才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弄堂的小旅馆。三个人挤在一起。身边躺着一个杀人犯。我怎么也睡不着。黑狗也睡不着。我看得出来他是心情紧张。
“我去找个鸡来。”黑狗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你们要不要?”
本来已经睡着了的臭卵被惊醒,你说什么呀?都几点了?
黑狗说,我睡不着,我要嫖娼。
臭卵责备说,你就不怕出事?
黑狗狠狠地擂了一拳床板,出事好,出事就不用逃了!
臭卵妥协了,干笑着说,不过,在上海,嫖娼,警察是不管的。
黑狗开灯找鞋。臭卵推了我一下。我说,我没有兴趣。
臭卵对黑狗说,那……你也帮我带一个吧。
我只好起来,穿上衣服,到阳台外躲避。
阳台破破烂烂的,下面是一条杂乱的小巷,对面是高楼的屁股,但也不影响我看夜景。这一切是宁静的。但宁静很快被两个女人的到来打破。她们嬉笑着嘲笑旅馆的破旧和简陋。关了灯,接着便是男女交配的混乱。我不愿回头看一眼,要把目光放得远远的,但沮丧的是,高楼挡住了我的视线,耳朵里一下子塞满着淫荡的声音。
好不容易等那种声音都结束,世界又恢复了宁静。我想好好睡一觉。
“妈的,谁的皮箱?差点绊倒老娘了。”一个鸡狠狠地说并用力踢了一脚箱子。
我大惊,转身破门而人,把两个来不及穿衣服的女人吓得惊叫起来。
“箱子是我的,谁也别动!”我厉声斥喝,一把把箱子抱到怀里。像抢回我的命。
臭卵和黑狗被惊呆了。两个女人慌乱地穿上衣服,夺门而去。
箱子本来不是我的。是两个月前一个房地产商趁我喝得半醉送我回家的时候硬塞给我的,就放在我的车上。他嘴里也喷着酒气对我说,市长,非常感谢你对我公司的大力支持。我糊里糊涂的,但遇到这种事情还能保持一贯的警惕。我说:“支持你们是我的工作,你赶快把这东西拿走,你不能陷我于不义……”
“这本来就属于你的……”
我推托着,“你想干什么我知道,但我不能这
样,你拿走吧。”可是,他硬是要把箱子留下来。推扯间我累了,说到底是晕了,最后连箱子也拿不起来。
第二天,我打开车库,打开车门,箱子还在车的后排座位上。这是一个黑色的嵌着金属边的崭新的真皮旅行箱,看起来庄重、大方、气派。拎了一下,沉甸甸的。我意识到,肯定是一箱子钱,掂量掂量,至少也有一百万。我慌了。从没那样慌过。在此之前,我以廉洁闻名,也是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但我像许多清官一样经济拮据,我的意思是说,跟那些富裕阶层相比,跟那些官职比我小却比我富足得多的人相比,我很寒酸。因此,我过得很矛盾。底气不足,信念经常动摇。在车库里犹豫了很久,像大多数贪官的第一次那样经历了长时间的剧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但我不敢把箱子拿回家,甚至不敢打开箱子看一眼,生怕白花花的钞票使我的内心和我的家庭同时陷入慌乱。最后,我把它扔到车库的杂物堆里,每天回来都心惊胆战地瞧它一眼。它在杂物堆里熠熠发光,我却不敢去碰它。仿佛它是一颗定时炸弹,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会爆炸。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打开过箱子,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密码。
我曾经想过,把箱子还给那个房地产商。让自己回到过去那种安贫乐道的平静生活。但总下不了决心。它是一个魔箱,它装着另一个世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因为有了这笔钱,我的家庭将生活得前所未有的从容、宽松,无论世道如何变幻我也稳坐钓鱼船。而且,那个房地产商的关系在安徽根深蒂固,做事情踏踏实实,出不了大问题。何况,这点钱,和我一直以来为他所作的努力相比,远远不成正比,如果按市场规律,我应该得到更多。因此,留下这个箱子,应该心安理得。我的侥幸心理一次又一次错过了为自己保持清白的机会,直到前两天,妻子严肃地质问我,社会上有关于我腐败的传闻,是不是真的?你可不要为几个臭钱弄得身败名裂,还让我们母女抬不起头来做人啊!妻子的质问如醍醐灌顶、惊天迅雷,我心里一慌,那一刻,我才下决心,把箱子退回给那房地产商。那天我本来就是要去办这件事的。可是,竟然来不及了。
火光里,格桑脱去身上的棉袄,把它轻轻地盖在小母马的身上,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还把马嘴拉进她的怀里。小母马轻轻地摆脱了她,朝她的鼻子轻轻地舔了一口。格桑笑了笑,走出小石屋,一会便听到她轻轻地哼起了一支又一支的小谣曲,自然、舒畅、悠扬,略显忧伤。听不懂内容,但听得出是简单词句的轮回反复、一咏三叹。小歌谣的旋律很美,像山峦和天空交汇处的弧线;很轻,轻得像雪花飘在空中:安谧静和,像小夜曲那样。逃亡十几天来,第一次享受到如此美好的天赖之音,开始时,我不禁坐起来,专注地倾听她的吟唱,后来不知不觉地站起来走到了她的身边。
外面是白茫茫的,大地像白昼一样明亮。雪停了,甚至山顶上挂着一弯钩月。
格桑看着远处,有节奏地挥动着沾满了雪花的马鞭,她的歌声是为一个诗的世界配上的乐曲。我禁不住轻叹一声。格桑戛然而止。
“你唱得真好。”我由衷地赞叹。
格桑笑了笑,你看,通往边境的路已经被雪覆盖了。
我想踏出去试探一下雪究竟有多厚。格桑用马鞭轻轻地拦住我:“你一踏出去,就玷污那雪了。”
我暗吃一惊。这小姑娘什么意思?我注意到了,我的皮鞋已经出现多处裂口,还沾满了污泥,连衣服也脏兮兮的——我都好多天不换衣服了。在格桑的眼里,我肯定显得滑稽和猥琐。
“看得出来,你跟他们两个不一样。三个差别那么大的人怎么会一起旅行呢?他们连歌都不会听,能看得见风景吗?”格桑说。说罢自己笑了起来,像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格桑,你真像我家的小姑娘——我的女儿,她嘴巴像小鸡似的,经常啄人。
格桑收起笑容,“你女儿也会唱歌吗?”
我说:“没你唱得好,不过她琴弹得不错,演奏肖邦的小夜曲得过奖。”
格桑沉默不语。我意识到我刚刚流露出来的自豪感可能刺伤了她,“我女儿比不上你,她连真正的马也没见过。”
格桑说:“你真该让她见识见识真正的马。”
我说我答应了她,下个周末带她去一个马场骑马的……
格桑把马鞭上的雪抖掉,然后收起来:“其实,今天也不算坏天气,你看,雪下得多好。”
还不等我回答,她已经转身进屋。等我进屋,她已经倚靠在小母马身边轻轻地睡去。柴火还窸窸地燃烧,屋子里暖和得像一个家。臭卵和黑狗围着火堆熟睡,鼾声交替响着。只有马是醒着的,它和它的主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
黎明的时候,是马首先把我拱醒。我猛一翻身,发现头枕着的箱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黑狗的行李包。被掉包了!我惊叫着到处找箱子。臭卵和黑狗已经不知去向。格桑爬起来。我们走到屋外,只看到一行崭新的足印一直往边境延伸。
“他们还走不远。”格桑说,“他们怎么会扔下你不管呢?”
我焦急地拉过小母马,不顾格桑的阻拦,要跨上马去追那两个混蛋。
但马把我从马背上抖了下来。我重重地摔在雪地里,右腿还崴了,痛得动弹不得。估计是折了。格桑扶我起来,让我坐到石屋的门槛上:“你不要欺负马矮小,它的脾气可大呢。”
我束手无策,近乎绝望。
“我不能让他们偷走我的箱子!”我声嘶力竭地说。逃亡十几天来我的精神虽然极度紧张但还不至于崩溃,是因为箱子还在,现在,一无所有,我真要疯了。
“格桑,你能不能帮我追回那个箱子?”近乎乞求。对一个比女儿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寄予天大的希望,我觉得自己窝囊透顶,一辈子也没有过如此厚颜无耻。
“他们过不了野狼崖。”格桑自信地说,“他们找不到通过野狼崖的小路,雪把它覆盖了,除了我,你们都摸不准它的位置。”
我知道野狼崖。臭卵说过。很险。只有一条小路通过。
“我父亲就是从野狼崖掉下去的。雪欺骗了他,连他也认不出路来。”格桑说,“所以,我比谁都熟悉那条路,我不会跟父亲死在同一个地方。”
我将信将疑。格桑说,我去把你的箱子要回来。
一个小姑娘,即使跟上他们两个亡命之徒,也要不回来那箱子呀,弄不好还有危险!但我竟然自私而狠心地默许格桑,让她骑着她的小母马遁着臭卵、黑狗的足迹追赶。而我,只能绝望、悲凉、无助地呆坐在门槛上,孤零零的,忍受着大腿骨折的钻心的疼痛,看着格桑瘦小的身躯和小母马一起消失在雪的尽头。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冒险给家里打个电话。妻子和女儿也许还没起床。但手机早已经没有电池。我狠狠地把手机砸在雪地里。一只老鹰从山顶掠过,发出一声低鸣。我开始悔恨,一个人捶胸顿足,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自己,最后在这个空旷的山谷里嚎陶大哭。我想,那时候我已经彻底崩溃。
然而,奇迹像海市蜃楼般出现。格桑出现在视线的尽头,慢慢地清晰,马背上,除了格桑,还有一只箱子。毫无疑问,那是我的箱子。她居然追回来那只箱子了!
格桑跳下马来,衣服已经沾满污泥。箱子也脏
兮兮的,她用衣服去擦拭,箱子更脏了。我试图站起来迎接箱子,但右腿根本无法动弹。格桑把箱子送到我的面前。我先是掂量了一下,还是沉甸甸的,赶紧查看。锁被撬坏了,肯定被打开过了。
“他们把箱子扔到了路上。”格桑说。
我赶紧打开箱子,傻了眼。里面全是衣服,我的衣服。一套黑色旧西装、一件灰色羊毛衫、一套花白色丝绒睡衣、一本《欧洲城市史》、一只橘色飞利普剃须刨。衣服散发着我的气味,书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阅读随想,剃须刨里还残留着我的坚硬的胡须。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东西,怎么会跑到箱子里去呢?我冷静地想,终于想起来了,这只箱子不是什么房地产商送的,是妻子给我买的。那天她知道我要出差了,便帮我收拾好衣物放在箱子里,还把它放到了我的车上,似乎她还叮嘱过我,箱子的开锁密码是我手机号码的后六位数字!后来由于特殊原因取消出差,那箱子就一直搁在车上。出逃前,有一天妻子还有意无意地问起,箱子呢?我以为她察觉我“受贿”,心里不禁一慌,正好手机响了,我转身接听电话,掩饰过去了。
我竟然提着自己的箱子仓皇逃窜!我真疯了!
格桑看到我破涕为笑,也自豪地笑了:“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两个不是游客,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不应该跟他们一起。”
我拉着格桑的手,不知道说什么,竟一把将她拉倒在我的怀里,紧紧地抱住她,泪水哗啦地流到她的脸上,并很快凝结成薄薄的冰片。
我就经常这样抱着女儿,甜蜜蜜的,有时通宵达旦。
后来。格桑把我扶上了小母马。我伏在马背上,她轻轻地挥动着马鞭,吟喁起我已经熟悉的小谣曲,我们像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真相查明。事情简单、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和羞于启齿。那天打电话给我叫我“快逃”的人并非检察院的同学,而正是臭卵!赵忠诚才是这一切的背后策划者。臭卵和黑狗都没有逃脱,在边境被边防战士抓获。黑狗根本没有杀过人,他犯过最大的罪行是欺骗过十三个女人上床,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周游全国;臭卵也不是做国际贸易的,更不是什么蛇头,他只是A市的一个小混混,多年前在国有机械厂干过维修工,去年曾经为赵忠诚修理过热水器和煤气炉,因为和赵的老婆同一姓氏而暗称赵为姐夫。
现在,我还在A市,已经成为一市之长,人们茶余饭后虽然常常拿我的荒唐故事作为取乐的谈资,但碰面的时候他们都亲切地称我为司徒市长,并且没有一点鄙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