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老师的父亲也是教书出身，算是我的师公。师公有着高挺的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口雪白的牙齿。据说做老师时，女学生都爱盯着他看，说师公长得像革命电影里的英雄。
师公年方二十，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公社里只要有样板戏排练，他准能排男一号。他演《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吸引台下一大群女孩子的目光。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绝对是“男神”级别。
这些女孩子，有的给他做布鞋，偷偷扔到他宿舍。有的兄弟是他学生，隔三差五让他来家里辅导功课。
一天，一个姑娘前来造访。姑娘明眸皓齿，发如乌云，一来就给师公拆洗被褥床单。两人有说有笑，一副恩爱的样子。不少女孩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师公和姑娘的感情发展得很快，准备在当年秋天结婚。双方家长都很满意，做媒的村支书也非常得意，就等着办喜事当证婚人。
资料图 | 排练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二
村里有个寡妇，三年前死了男人。她从外乡来，有说是投奔亲戚，也有说是家里人都死光了才嫁过来，孤苦伶仃。农村人迷信，说她先克死了家人，又克死了丈夫，不太愿意跟她来往。念及她男人生前是乡里的干部，公社书记安排她给中学食堂做饭。
寡妇的生活平淡如水，除了干活和看样板戏，平日闭门不出。每次看戏时，她搬个板凳，远远地坐下，嗑着瓜子。等到师公的戏唱完了，她便把瓜子壳往地上一抛，拖着板凳回学校的宿舍。
有一回，寡妇趁大家休息，走到师公面前，捡起他包上的一本书翻了翻。扉页上映出一行娟秀的字：送给何书俊。寡妇死活要借去看，师公不肯，寡妇就撒泼，往地上一坐说大家欺负她。不得已，师公只好答应借给她看两天。
“借本书有什么打紧？”我问何老师。
“你懂啥，那可是你师公和他未婚妻的定情信物，那年头多贵重哩。”
不料，寡妇有借无还。师公不敢怠慢，跑到食堂后面去讨。寡妇说，书放家里了，让师公等晚上来取。
师公答应了。
那是1970年的一个夏夜。我揣测师公在去寡妇家的路上，大概有点怒气，也有点怜悯。何老师告诉我，师公走到寡妇宿舍门前时，门虚掩着，昏暗的光线沿着门缝射出来，想起“不欺暗室”的古训，这位教书匠站在门外有些踌躇。可他取书心切，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也顾不了许多。于是，敲了门。
寡妇在屋里应了一声，说门没关，你自己进来吧。
师公推门而入，屋里雾气缭绕，正中间放着个大澡盆，里面躺着一具白花花的肉体——正是寡妇。寡妇那时其实很年轻，该凹凸的地方绝不含糊。师公哪见过这种阵仗，脑子一轰隆，呆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寡妇躺在盆里神色镇定，没一丝恼怒的样子。忽然，她开始大喊，“救命，强奸呐！”
尖利的声音划破夜空。师公想跑，结果被一群汉子堵住，抓起来，捆了个严严实实。他明白过来，自己中了寡妇的圈套。
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村里竟然出了这等事，那还得了。很快，乡里来了公安，找寡妇了解情况。经过村支书极力斡旋，最后摆在师公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判无期徒刑，被人民专政，要么和寡妇结婚。
当时，地球的某个角落，一个叫索尔仁尼琴的人，正在写一本名叫《古拉格群岛》的书。村里人也许此生都没读过，但都明白坐牢的可怕，更何况是强奸犯？一个有强奸犯的家庭，在村里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那个时候，如果要外出探亲，必须自带口粮。没有户口关系没有粮票，即便有钱，也买不到一口吃的。所以，逃跑是不可能的。师公是条汉子，硬挺了三天。直到年迈的父母和兄嫂都来下跪，他哭成了个泪人，点头从了这门婚事。
在后来长达三十年的婚姻中，寡妇和师公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何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寡妇照顾师公的父母格外尽心，家中大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几个儿女也抚养得白白胖胖。她用异常的耐心和温柔，试图瓦解丈夫对她的怨恨。
三
师公心里芥蒂难消。1982年，他跟一个收鸭毛的温州人离开了家乡，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三个月后，温州人写信回来，说师公在乌鲁木齐病得很重。师公的妻子坐了两天火车，又坐了一天骡车，赶到时，师公躺在一堆破被褥里发着高烧。她和温州人大吵了一架，然后陪着师公养好了病，一起回了家。
又过了五年，师公爬上了一趟开往南方的火车，挤在一堆鸭子中，忍受了两天一夜的鸭毛鸭屎味道。在离深圳河不远的地方，他听见收音机里在说粤语，以为到了香港，跳车后才发现到了遍地是工地的深圳。
在深圳待了一年半，师公收到同乡辗转传来的消息：父亲病危。匆忙赶到家时，师公妻子已经把丧事料理完毕。一家人正在吃饭，妻子看到他，喊了一声，“吃饭了”。师公端起饭碗，一个人眼红掉泪。
之后的许多年，师公南来北往，妻子独自照顾全家老小。每次回来，妻子只是默默接过他手里的行囊，说一声吃饭了，仿佛一个久候的母亲，知道游子迟早会归来。
2000年前后，师公的妻子得癌症去世。葬礼那天，师公伏在棺材上失声痛哭，好像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旁人怎么劝都无济于事，只好由他去了。
何老师说，师公晚年常说起自己做的梦。他梦到抚棺痛哭的那个夜晚，梦到自己年轻时在戏台上唱样板戏的情景，可唯独没有梦见过1970年的那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