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定地看着父亲，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心里去。父亲却不看我，我看到的是他的侧面，灰白的短发，脸上的老年斑和深深的皱褶。老人的这个要求，不难满足，办上四五桌，两千块钱足够了。我考虑的不是这个。我在想，我要不要当个完美的孝子？如果我要当这样的孝子，我就给老爷子办这个婚宴，村里的人们肯定会对我赞赏有加，甚至会被老人们当成教育儿孙的典型。过去我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我在犹豫。我不想做给人家看，也不愿再违背自己的心。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我总是违背自己的心，我的心已经很脆弱了，像挂在屋檐下的冰凌，只需一点小风，就会跌落下来，“叭”的一声摔得粉碎。我不想让自己心碎。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婚事。
我在上高一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订了亲。记得是在一天夜里，我睡着了，父亲从外面回来，把我叫醒，说，给你找个媳妇吧。我坐起来了，揉揉眼睛，头一歪又要睡。父亲拍拍我的头，吼我：醒醒，我和你说话呢。我吓了一跳，醒了。父亲说，给你找个媳妇吧，是你叔家的小那，已经说好了，人家不嫌咱，亲上加亲，倒是一桩好事。
父亲说的我叔是河东王后村的恒叔。恒叔是国家干部，在公社窑场工作，官不大，权力不小，所有卖出的砖瓦必须有他的条子才能运出去。当年，我父亲靠运砖瓦挣了不少钱，全仗着恒叔。父亲和恒叔也就是我后来的岳父，脾气相投，久而久之成了莫逆之交。我们两家走得很近，犹如亲戚一般。我隔三岔五便跑到岳父家去，岳父岳母待我比儿子还亲。
我那时还没开窍，又睡得迷迷糊糊的，说，好事就好事吧。身子一出溜，便睡过去了。就这样，我和小那订了婚。订婚以后，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不料双方家长商量婚事的时候却出了岔子。那时我在部队已经穿上了“四个兜”。一日突然接到老家发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急事速回”。我不知是父亲病了，还是出了其他意外，请了假，心急火燎地往家赶。父亲见了我，吃了一惊，说：你回来干吗？我说：电报不是你发的吗？父亲就有数了，说：赶明儿到你恒叔家去一趟吧，电报可能是你恒叔发的。我问出了什么事，父亲不肯说。第二天我去了，岳父岳母的脸色非常不好看，小那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连个招呼都没打，躲了。岳母气呼呼地问我，婚事还办不办？不办就拉倒，要办就拿八百块钱，少一分也不行。起初，我不明就里，后来我就清楚了，岳父岳母是跟我父亲斗上了气。
父亲这人好吹牛，不该吹的时候也吹。这次又是这样。他当着好多人的面说，儿子结婚还要花钱？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不花钱，照样把儿媳妇娶回来。村里人就说他厉害，牛逼，没人能比。他就更上劲儿了，见人就说这话。后来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岳父岳母的耳朵里，他们就不依了：我家闺女又不是嫁不出去，谁家娶媳妇都得花钱，你凭啥这么牛逼？父亲去商量婚事的时候，岳父岳母就没给好脸色，一口咬定八百块钱，不拿这个钱，婚事就免谈。父亲是点火就着的脾气，脸一沉，免谈就免谈，一甩手走了。
父亲可以甩手，但岳父觉得不是个事儿，就打电报把我催回来了，想看看我的态度。那年头办喜事，男方一般是给女方六百，多的是八百，也有四百的。岳母要八百确实多了点。我对两位长辈说，我家的事我知道，我爸存不住钱，就是拿四百也得去借。如果非要八百，我从我的工资里攒，攒够了一百就给你们寄回来。岳母的气还没消，她说不要我的钱，非要我父亲的钱不可。我见谈不拢，便生出一个主意。我说，叔，婶子，你们商量一下吧，我出去和小那也商量一下。我叫上小那，来到后院一间偏房里。实际上我和小那没啥商量的，我是要了解她的态度。如果她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事情就好办了。如果她也非要八百不可，或是犹豫不定，我就打算走人了，至于这门亲事成不成，只有听天由命了。小那先是把我父亲埋怨了一顿，后对她娘的做法表示不满，说：又不是卖闺女，非要人家的钱干吗呀？我很受鼓舞。我说，那咱俩一块儿，再和你爸你娘商量商量？小那从小脾气就挺愣的，对她爹娘说，这是我的事，给不给钱给多少钱，我都嫁给他，你们就不用管了。岳母气得抓起笤帚疙瘩要揍她，被我抱住了。小那说，让她揍，揍死了干净。我把小那撵出去，耐心地劝说岳母。岳父是个厚道人，见我挺难的，说就按孩子的意思办吧。最后商定的结果是，我父亲拿四百块钱，我们在部队结婚，当时连结婚的日子都定下来了。事情这么一定，我就是准女婿了，岳父岳母的态度大变，晚上留我吃饭，还喝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