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端着杯子晃悠到跟前，要与我碰杯。我与他碰，用劲大了，啪——杯子碎了，我一甩手，把杯子腿儿扔到了院墙外。
这时，我听到了四叔的声音。四叔说：“厚大晚上还有事，让他去吧。”然后凑过来拉我一把，体贴地说：“你快走吧，照照面就行了。”
我大声说：“谢谢四叔！”
这次回来，我还听说，老太太本想把憨头的户口一块儿迁过来，找了支书好几趟，支书没松口。支书说，你的可以迁，你和大老章是夫妻。憨头的不能迁，一个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还能跟着七八十岁的老娘改嫁呀！再说啦，没有厚大的话，我把这事办了，厚大回来，我怎么和他交代呀！
我听四叔说过这码事，还以为憨头的户口是他给挡下的，没想到不是这么回事儿。
事后，我想，这个老太太真的不简单！
我再次回老家，是来年的四月份。
家里来电话说村里要建楼，我以为是拆迁，可实际上不是。村里多年没有新增宅基地了，而人口添了不少，政府为老百姓考虑，从村里原有的土地上划出一块，建两栋住宅楼，与拆迁没啥关系。新建的楼，每平方比市场价便宜不少，不要房的，每人给四千块钱补贴，但村里人没有不要的。我手头上没有多少钱，又不想放弃这个便宜，便决定回去一趟，想找个朋友把钱先给我垫上，把房子的手续办下来，以后能卖就卖掉，不能卖就租出去。
父亲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要钱。他给我算账，如果要房子，需要拿出九万多；不要房，村里白给八千块，白给的钱为啥不要？我说还是要房子上算，借钱也该要。如果要钱，不过是八千，一花就没了。他说，你又不在家，要这么多房子干吗？还说不要房子的话，那个钱让我拿走。我很清楚，就是要钱，这个钱我也不能拿走，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呢，我把钱拿走了算个什么事儿？可这个钱要放在父亲手里，我敢断定，用不了一年就光了。
父亲这人从来都是只顾眼前的，有钱就花，没钱再说，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上一个王老太太会过日子，养羊、养鸡，在院子里种菜，跟父亲过了九年，竟私下攒了两万六千块钱。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她歪着头，直瞪瞪地盯着山墙上的胖娃娃。那胖娃娃穿着红肚兜，骑着大金鱼，咧着小嘴，很是喜庆——那是贴在山墙上的一幅年画。父亲把她的头扶正，她固执地又歪过去。如此三番五次，父亲起了疑心，顺着她的眼光看过去，就看到了胖娃娃。父亲把胖娃娃揭下来，发现了一个塑料包。解开密密麻麻缠着的线绳，打开塑料包，竟是一本存折。仔细看看上面的数字，父亲就笑了。老太太嘴唇在动，似有话说，父亲把耳朵凑过去。老太太张开嘴，头似乎想抬起，终究没能如愿。她的眼睛里就有两滴泪渗出来，在枯萎的脸上慢慢地向下滚，瞬间便干枯了。我想，老太太把这个钱交给父亲，也许是非常不甘心的，但是当时只有父亲在她身边，她别无选择。她最后流泪，也许是想告诉父亲，不要乱花这个钱。我把这个意思和父亲说过，父亲不以为意，甚至很是得意：“钱这东西我是看透了，省，省，窟窿等。老王倒是会过日子，可有屁用，攒了十来年的钱，不还是给我花吗？”
我想，如果没有这个钱，父亲也许不会这么快就找这个老太太。花他自己兜里的钱，毕竟比花我的钱来得爽快。
事实上，自从老太太和憨头进了门，父亲手里的钱就像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流。年前我那次回来，曾问过父亲还有多少钱、父亲说还有一万多，我大吃一惊，粗略算了算，一年零四个月，他竟花了一万六。其实不止这个数，村上给的钱呢，还有我给他的钱呢！这样算来，他每个月就要花掉一千好几。厚义曾跟我说过，他爸和他娘一个月连三百都花不了。
父亲的钱大都花在打麻将上了。我向来反对父亲打麻将，父亲那不是打麻将，是给人家送钱的。一是他上了年纪脑子反应不过来，常常出错牌。二是他固执，总认为自己打得对。比如，外面已经有了三个六条，他听了六条坚决不换，说只要手气好，照样能抓来。我说，如果人家占上呢，你不就白听了？他反问，如果人家没占上呢，他不往外打？三是他不会算账，都是旁人替他算，赢了，别人给多少他就收多少；输了，让他掏多少他就掏多少。父亲手头有钱了就天天打，一般是一拨人凑到我家来打。父亲赢的时候很少，点背了，一天输个五六十是正常的。天长日久，这不是个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