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丹月正在家中洗衣服，电话铃响了，一听，是王局长打来的，说晚上请老师“坐坐”，让老师指点一下他的唱腔：“我知道，我唱的好多地方不到位。”
丹月客气了一下，没答应，也没拒绝。王局长说：“还去徐馆长的泉畔酒家。晚上六点十分，请您说个地方，我开车去接您。”
三年没人用车接她唱戏了，就是市电视台组织晚会，也是自己打的去，顶多把的票给报了。到电视台演唱是没有钱的，你不愿来，自有一百个愿意来的。但市电视台对从北京请来的那些腕儿级的流行歌手待遇就两样了，不仅报销往返机票，住在四星级的天河大酒店豪华房间里，还开记者招待会，豪华轿车接送，每晚的出场费二至十万不等。市电视台、天河晚报从香港请来一个男歌手，在容纳五万人的体育场内举办演唱会，一个晚上就给他税后六十六万。且连演三场，座无虚席，空前火爆。演唱会上，连闪闪发亮的摩托车都推到舞台上去了，车上坐了个穿黑色三点的白嫩摩托女郎。
丹月在电视上听了那个大腕的歌，忍不住说：“这狗屁破嗓子，唱的什么呀？”
她暗暗后悔，自己真该早改行去唱民歌。有一次她试唱了一下《青藏高原》结束句中那个最高的音，居然很轻松地飙了上去。
可后来又唱了几次，却找不着感觉。但一听到京胡月琴的伴奏，一听到锣鼓点儿，一唱起京戏，就感到精神抖擞，浑身是劲儿。人哪，这辈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
坐在车上，丹月说：“局长，您让我指导，说实在话，铁镜的唱腔，我还可以说个一二，可这四郎的唱段，我还真不大行。”
王局长说：“老师可别老叫我局长。我在单位是个头儿，对部下一本正经，公事公办，可在您面前就是学生了。您叫我老王，或王兄都行。”
丹月“哟”了一声：“像您这样的领导，真不多。”又说，“局长也别叫我老师，叫小丹，小月，或丹月都行。”
到了泉畔酒家，还在那间梨园阁雅座，却只有他们二人。一个服务员端上酒菜，就不再进来了。二人边吃边聊。窗外长长的柳条在轻轻摆动，星光在幽黑的护城河水中闪烁。丹月觉得挺轻松，一时把烦心的事儿给忘掉了。
之后，王局长给VCD机放上光盘。在放伴奏音乐之前说：“丹老师，今天您先指导我唱第一段。您教多了，就是填鸭式，我一顿也吃不了。从小学到大学，我这人就比较笨。我是笨鸟先飞，才超过了一些人，混到这个模样的。”
接着，“过门”起了，王局长就唱了起来。唱一句，停停机子，丹月纠正几个地方。再唱一句，停停机子，丹月再纠正几个地方。她跟老生陈老师的合作持续了十几年，陈老师怎么唱，她已经很熟悉了。
休息时，王局长说：“今天老师这么一点拨，真是胜过我二十年瞎琢磨呀!”
丹月挺感慨：“您对这个戏，咋这么喜欢呀?”
王局长长叹了一声：“我十八岁那年，下乡去了黄河入海口三角洲上的一个建设兵团农场。我太幼稚，只知道种地，认真学习四卷宝书。可干了两年，连团也入不上，更不用说入党了，成了全连的后进战士。连我自己对这个后进都疑惑不解。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我进兵团四年多了，前途一片漆黑，心情坏到极点，就一个人坐在河滩里。面对白花花的芦苇穗子，黄枯枯的秋茅草，哼起了《四郎探母》。”
说着，王局长低声唱了起来：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时王局长眼中已是水光闪闪。
“那时候，我非常想家。我父亲去世得早，就我妈当个集体小厂的车工，拉扯着俺姊妹三个。我上面两个姐姐。上级号召下乡的时候，大姐二十二岁，中专毕业，已经有了对象，要是她下了乡，对象十有八九得吹。二姐二十岁，身体又瘦又弱，也不能让她去。我就对我妈说，我去。我妈虽然心疼她唯一的儿子，还是同意了。在兵团不顺的时候，我非常想念母亲。当时规定，只准春节期间回家，平时请假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战士来去挺随便。我回到宿舍又唱：‘思老母不由人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人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娘啊!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谁知让一个积极分子听见了，汇报给了连长。连长立刻让人搜了我的东西，结果搜出来我抄在笔记本上的《四郎探母》。连长大为恼火，如临大敌，召集全连开了一个批判会。说我热爱叛徒杨四郎，把被‘文革’伟大旗手点名批为叛徒戏的《四郎探母》奉若神明，公开抗拒革命样板戏。连那个积极分子也用一口抑扬顿挫的普通话对我进行批判，批我是封、资、修的黑苗子，小吹鼓手，小应声虫。我原来是低着头的，后来抬起头，看看那个长得还不错的积极分子，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个小伙子，怎么变得这么可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