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叔说，死去。牛叔的娘说，去吧，小心点儿。
我得去死。牛叔说。
去死，好像与他无关似的，也好像他要去参加一场娶新媳妇的喜酒场，或者去做一件值得做的大好事，牛叔表现得轻松自如，一边说一边捋捋了后颈上凌乱的几根头发。牛叔走到荆条子编的煎饼筐旁边，要看看里面还有多少煎饼。伸手刚触及到筐子边沿，一只老鼠便嗖地蹿了出来，钻进黑窟。
太阳又落了，一天天的。牛叔的娘说。
牛叔的娘有种超然物外、物我两忘之态。与人说话，总是不顺着人家的话茬，都是性情使然，随心所欲，想起来什么说什么。五老奶奶常抱怨说，东扯葫芦西扯瓢的，话说不到一块去。
牛叔的娘说着，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摸起枯树枝作的拐棍，敲敲凸凹的屋地，似欲起身去送走牛叔。
牛叔的娘当然是不能去送牛叔的。这几年，不知怎的，她的眼睛瞎了，白昼和黑夜在她的世界里，都变成了无际的漆黑。她的腰身像烹过的大虾一样弯着，头几乎拱了地，去趟茅厕，不比别人割二亩地的麦子少费劲。日出月斜，都是被她躺在床上迎来送走的。确切地说，是她曲蜷在屋地上任由昼夜交替的。她说，没点办法。牛叔家原来也有两张床，那个阴雨连绵的春天，没柴做饭，劈了一张当柴烧了，现在仅剩下一张，牛叔睡。不冷的时候，牛叔的娘睡在一张没边没沿的席子上，十冬腊月天，就在屋地上，用麦秸铺成一个像母鸡生蛋的小坑窝，睡在里面。
再过三天就到新年了，牛叔的娘自语着，又是一年。手颤巍着抓了抓冰冷的空气，一抓，像是抓回了自己的魂，把瞎了眼睛的面孔转向牛叔，问道：牛，干吗去？
死去，牛叔说。
过了年，娘七十六了，阎王老爷不会叫我去的。在牛叔娘浑噩的脑子里，所有的事理都是缠绕在一起的，难以分辨，不易解开。她把牛叔去死和她自己联系在了一起。
下巴往油腻腻的领口窝里拱了拱，暖和一下，牛叔的娘接着说，那年麦收前你爹死的，临死时一个劲地嘟囔，那垄辣椒还没栽，日子还得过。他说他不想死。连口新麦也没捞着吃，说死死了，多亏。哽咽一下，她又叹道，谁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
三块砖头支撑着的方桌上，龟缩着一把破了口的茶壶，牛叔拿起来倒出些冰渣哗哗作响的冷水，喝一口，说，水给你打了一缸，煎饼还够吃三天的。瞅瞅屋角处那张破损的蜘蛛网，牛叔自言道，我又能怎样？
死。牛叔的娘赌着气，身子往麦秸坑里一歪，腿一蜷，没了声，死给牛叔看似的。
牛叔走进阴暗的里屋，把那床半新不旧的印花被子叠好，放在床头，留恋地拍打几下。牛叔床头边有一个用土坯垒起来台子，当桌子用，在寂寞的雨天，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牛叔时常趴在上面写些东西，写生命啊，青春啊，人生啊，我爱你，什么的。不成句不成篇的。写完，有时随手从本子上撕下来，团成个纸球狠狠地扔在屋角。
我曾经偷拾过一张给香姐看，香姐看得手都哆嗦。这些话怎这么好？香姐满脸羡慕。
我觉得牛叔很了不起，在小村里，他是我最崇拜的人物。他会写字，又有一个大鼓，还会说书。在小河边，在夏天的星空下，伴随着声声蛙鸣，牛叔说过好多次。牛叔把大鼓一敲，咚咚咚，开口唱到：大鼓一敲震龟孙。有年长者便愤愤然，大吼，怎么唱的。五老奶奶开口骂，小龟孙。牛叔不理，咚咚咚，继续唱：只算我敲鼓的一个人。众人破涕为笑，这孩子。这家伙。
牛叔上学上到了初中，村里人都说他是文化人。牛叔说书磕头认过师父，但最后却没有走村串户地去说，没有以此为生。大队的人说，不瞎不瘸的，不能照顾成资本主义的尾巴。
土坯台子的洞子，是牛叔的书橱，里面有《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苦菜花》不多的几本书，被牛叔翻得少皮无毛的。牛叔弯腰把它们掏出来，在土坯台子上码好，走出里屋。走出来后，牛叔又折回去，走到放衣服的柜子旁，拿出一顶新帽子。新帽子是牛叔大上个集市上买的，花了六毛钱，牛叔说过年戴。牛叔的旧帽子，从冬到夏戴了一年多，檐子都折塌了。牛叔摘下来，郑重地换上新帽子。
我问牛叔，过年不戴了？
牛叔对我的问话极不耐烦，很是不满：不过年了，还戴个屁！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那个时刻带在身上的小圆镜子，正着头朝里面看看，左右歪歪头往里面瞅瞅，好像镜子里有一位俊俏的姑娘在给他抛媚眼似的。
牛叔看着，捏住檐子整整帽子，脸上现出几分满意，挪到堂屋门口。
走了。牛叔说。
牛叔说走了，拉着长腔，像在说书唱大鼓，是一声叫板，一声场景转换的长叹，悠扬动听。
我学着牛叔的腔调也说，走了。
牛叔的娘说，去吧。又说，小心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