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生效，收容审查已明令取消，公安局为何还要采用？
二、黄斌几次三番被关押，公安局除开了一次“收审决定通知书”外，其他几次都没有通知家属，这是为什么？
三、根据国务院有关收容审查文件规定，收容审查对象必须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要收容查清罪行的人”。黄斌根本不属于这两种收审对象，他是做股票代理的，由于公安局的收审行为，致使黄斌股票共损失1000多万元，不知道这一责任该谁承担？
四、黄斌赌博一事，既然已经被公安局作罚款处理，为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进行关押、罚款？他在赌博被抓时赌资8000余元已被罚没，为何还要一再追“赌资”？
五、参加赌博人员十多人，为何只三番五次处理黄斌一人，法律公平性在哪里？
六、在南京抓黄斌时，黄斌曾垫付2万元费用，请问有“犯罪嫌疑人”为警察垫付费用的吗？
七、原来公安局答应“抵押”的轿车交钱后退还的，家属交款后询问轿车去向时，公安局答复说已作8万元处理了，可没有给任何单据，请问这样处理合法吗？
博士生战战兢兢地提出的这些问题，激起了公安局更大的对立和愤怒，他们于是加大了对黄斌的处罚力度，以致黄斌被收审了将近一年时间。黄斌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把股东代码卡号、资金账号告诉了朋友，其中就有江城大江证券大桥营业部的叶经理。不想朋友变节，落井下石，黄斌在广西、北京、上海等地的股票全部被盗卖，总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
没办法，黄老板只好将“大江证券公司”推上了被告席。
江城人民法院受理了黄老板诉“大江证券公司”返还股票一案。尽管案情并不复杂，事实也很清楚，但是不知为什么，第一次开庭和第二次开庭时间居然相距6个月。第一次开庭时，券商根本拿不出证据，在法庭上支支吾吾，显得心虚无力。第二次开庭对账时，券商一问三不知，显得更加窘迫尴尬。虽然前后两次审理的时间太长，但黄老板还是觉得自己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大。可是，让黄老板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案子经一、二次庭审后，本来可以直接宣判的，但过了三个月后，法院又通知重新开庭。后来她才打听到，券商在庭下进行了一番活动，得到了个别法官的指点，提交了一份“补充答辩状”，生拉硬扯地提出了所谓的“诉讼时效”问题。
黄老板心里开始不安起来，她隐约地感到了这场官司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她猜测法庭内外可能会有一笔交易正在悄悄地进行，这场官司将会由法院出招使自己败诉。她想，一个普通老百姓和一个拥有十几亿资金的公司打官司，如果失去了法律的公正，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残酷的现实不久便印证了黄老板的猜测。第三次开庭后，法院拖了12个月，就是迟迟不判决，似乎觉得“时效”还不足以驳回黄老板的诉讼请求。一天，法院突然给黄老板送达一纸“交纳诉讼费通知”，要黄老板“自收到本通知后七日内向我院预交诉讼费若干万元。否则按自动撤诉处理。”无钱打官司的黄老板眼前一阵发黑。自从千万巨额股票被券商盗卖后，她家中的生活已是日渐拮据，法院明明知道她打不起官司，已申请缓交诉讼费，现在却又逼她限期交纳诉讼费，这不是明摆着要她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吗？
黄老板的亲友们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最后，黄老板只有强忍悲愤，忍气吞声地清点家里尚还值钱的财物，包括冰箱、彩电、衣柜……送到法院作部分诉讼费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