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没有说出不去配型的真实原因：“万一我的指标更合适，那我弟弟怎么办？”自从弟弟生病，他每晚失眠，在他看来，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肾源，治好弟弟的病就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
弟弟李海松嘴上劝哥哥，兄弟俩一起去配型，暗中则打定了主意：“让哥哥先去配型，他配型成功我就不配了，让给哥哥做。”
连荣华家的遭遇被地方媒体报道后，一时间获得了60余万元的捐助，一笔笔善款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贴在村子祠堂的墙上。兄弟俩用电子表格记下了每一笔款项，为了将来“给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一个交代”。
然而，患病的孩子和肾的数量，还都是两个。“我想两个都拿出来，我老了，我不怕。”哪怕正在吃饭，悲伤也在说话间突然占领了整张脸，连荣华放下饭碗，用长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抹着眼睛。
哥哥替妈妈做了选择，把肾留给弟弟。他瞒着父母，夜里去给快递公司搬货，只为给妈妈买一辆电动车，“她干建筑小工是去邻居家借的自行车，看着心酸”。由于尿毒症并发症，没多久大腿就脱臼了，倔强的他继续搬货，实在疼得厉害就咬牙在地上狠蹬几下，坚持工作了一个月。
今年4月，连荣华与小儿子李海松在福州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李海清放弃了当天的透析，与父亲一起守在手术室外。当地记者蜂拥而至，拍下了连荣华术后被父子俩抱回病床的场面。
手术后，李海松和妈妈回到农村老家休养。她不能再做体力活，只能从做运动鞋的厂子领点零活儿。粘一个鞋面6分钱，母子俩从早到晚做下来，能粘200双，收入二十几元钱。
她有些向往地讲起做小工的日子，“通知我去医院做手术时，老板还打电话叫我做泥水工呢。我不用人家赶，自己就做”。一种少有的坚毅神采在她的眼中闪现，语速也快了起来，“我还提醒别人水泥搞多少，不要浪费。”除了两个儿子上大学以外，这是最让她自豪的事儿了。
如今，母亲的一个肾在弟弟李海松的体内工作，“弟弟终于能大口喝水了！”李海清非常高兴。李海清独自去长沙等肾源。一颗等待中的肾规定了他的活动半径，他必须随时待命，一旦有合适的肾源出现，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配型。
很多排在他之后的病友已经等到了配型移植，O型血的李海清还一直在排队名单上挂着，“说不定还没等到肾源就挂墙上了”。他有时难掩沮丧，随即又自己开解，“万一哪天我挂墙上了，还有我弟弟撑起这个家，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你能帮我找一份哪儿都能工作的那种活儿吗？比如网店什么的？”李海清问记者。
在脱臼、水肿、高血压、恶心、贫血等并发症折磨下，他已经做不了重体力活儿了。之前的捐款还有40多万元，自己两天一次的透析、弟弟常年服用的抗排斥药费用依然是沉重的担子，更何况“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劳动力了”。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哥哥给的。”李海松望着门外漆黑的山坡说。他打算先打工赚钱，治好哥哥的病，哥哥一天没有找到肾源，他也一天不能去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话，兄弟俩从未对彼此说过。在这个家里，肾和病像是不能说的秘密，兄弟俩小心地避免提到，因为“一提到妈妈就哭”。
天渐渐暗下来，连荣华把粘好的鞋面用橡皮筋捆好、装袋，然后点亮了庭前的佛灯。在这户没有电视机的人家里，空荡荡的堂屋正中供奉着佛像，连荣华每晚上两炷香，一天不落。
天黑了，连荣华用一根破木棍顶住一扇没有锁的门。转身蹲下，剁地瓜叶，给鸡鸭准备明早的吃食。站起来时，腰往后顶着，腿不自然地向前撇，努力让身体保持直立。她表情平静地忙碌着，仿佛习惯了自己只有一个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