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对于张作霖的评价，世间众说纷纭，张学良认为他是有雄才无大略；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张作霖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我张作霖决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人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国务总理潘复别号)，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你他妈拉个巴子闹什么鬼，我不知道，不过我这几年脾气改了罢了……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而言，如当时阎锡山、冯玉祥等)，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块臭色(东北土话，凭我这个样子之意)，在中南海里呆着，算干什么的!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类似的话，张作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他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