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给区里的投诉中心打通了电话，对方果然非常热情，登记了投诉人的姓名、住址、厂名和老板的名字，鼓励他们尽快到区里反映情况，最好写一个书面材料带过去。
打完电话，何莉两口子仿佛在黑夜里见到了黎明，脸上带上了笑模样。何莉又动起了心思，她说他们两口子都是半拉子初中，字都写不好，材料是写不出来的，要我帮他们写。我这人爱逞能，自认文笔还可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我忙活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终于把何莉的材料写了出来。自己颇为满意，甚至有些自负，觉得一些文字称得上神来之笔，简直可以同潘祖荫“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句子相媲美。
第二天早起起床以后，我还沉浸在自我欣赏中不能自拔，可一直等到十点多还不见何莉来拿材料，纳闷之余就禁不住去厂里找她们两口子。还没走到他们租用的那处院子，就见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停在外边。
走进院里，见他们老板正站在那叉着腰生气，一见我就气呼呼地说：“这些民工，简直就是一群贼。”
我说：“怎么了？”
老板说：“他们把我的厂子给抢了。”
我问：“怎么抢的？”
他说：“工具、设备拉走了，其他砸吧砸吧卖废铁了。”
我望着狼藉遍地的现场，心里说：活该！
后来，有一个因为出去喝酒没走的民工向我说出了原委：何莉他们本来是要走告状的路子的，但其他几个工友说，告状没用，咱外地人斗不过人家地头蛇，不如大家把厂里的东西分了各奔前程。于是就到外边租了个小货车，能拉走的拉走，拉不走的就砸。
这件事好像就这么结束了。可过了几天院里突然来了一辆警车，跳下几个民警，指名道姓找我。和民警一交流，才知道是何莉他们的事犯了。
原来那天晚上何莉他们出走以后，并没有回原籍，又找了一处民房住下来，打算继续找工作。分到手的东西自然要出手，他们便去一家陶瓷城兜售。因为不在行，东西出手时要钱太少，比如几千块钱的雕刻机他们只要几百块，引起了怀疑，就报了警。他们被抓进了派出所以后，许是交待问题时提到了我，派出所此来就是为了取证。
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反映了一遍，又把申诉材料交了出去，警察当即就表示出了对他们两口子的同情，话里也就有了感情的因素：“真是个傻×！怎么就不相信政府呢？”
又过了几天，我到市里办事，回来时候突然想起要过问一下何莉的事，就到管区派出所问了问，说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何莉两口子因犯盗窃罪本应严惩，考虑到事出有因从轻发落，双双刑事拘留半个月。
从那以后，我将近一年没有再见到过何莉。后来一个工友说，在东郊的一个小饭店里见到何莉了，她当了一个坐台女，浓妆艳抹、袒胸露背就像换了一个人。因为认识，何莉还免费给他做了一个平台。在我眼里，何莉是一个质朴又单纯的女孩子，她不应该走这条路。出于关心，也是为了证实工友的话，我专门去了那个地方，在一家路边饭店里找到了她。果然就像工友说的，化着那种低俗的妆，穿着坦露又廉价的服装。见到我她很不好意思，点了几个菜，陪着我吃。她解释说，她是万般无奈才走了这条路的。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他们两口子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她在一家木业公司，老公则去了某船厂谋了个油漆工。不想半年以后，老公从船台的脚架上摔了下来把腰摔坏了，因为需要钱治病，不得不走这条路。
她说：“我就觉得对不起你，总想把身子给你，如果你不嫌我脏，什么时候来我都免费。”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扬手给她一个大耳刮。这种饭店自然都有打手，见状纷纷跑出来要和我动手。何莉紧紧护着我，对那些人说：“不用你们管，他是我亲哥。”
我扭身从饭店里出来，走出几百米，有人在后面拉我，我回头一看，见是满脸泪痕的何莉。她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想，假如没有你那个残废老公，我豁出来娶了你（我爱人上年病逝了）。尽管我比你大了十几岁，我知道你愿意。我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储蓄卡——里面有两万多块钱——掏出笔写了取款密码一块儿递给她，恶声恶气地说：“带上你老公，回家种地去！”
然后，我叫停一辆出租车，坐进去以后就大声呵斥开车，再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眼泪却没来由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