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见到他时自己是什么样子了，但是他的样子她却永远也忘不了。
那时她才六岁，想来是该留着两个羊角辫的。她没有上过幼稚园，自幼孤独地生活在山区的小村子里。说是村子，实际上，这里的人家也是很稀疏的，长长的山峡里，仅仅四五点炊烟。若在夏秋季节，人家都深深地隐在丛林苍翠的深处，几乎不见。只有在春冬之时，树木都褪去了衣装，才可以远远见得树下的青瓦，瓦下的黄墙。陪在她身边的只有已经活过了一轮花甲的外公和外婆，他们的头上都飘着白，苍黑的脸上早已满是岁月和风雨劈就的波痕。二老为家事辛苦，早去晚归，看家的自然是她。她记不起自己是否为孤独而哭泣过，只记得有多少次醒来时，自己都躺在粪筛里，枕下的黄草湿润了一大片，外公和外婆还不回来，她就骑在门槛上喊，一声又一声，但，不到黄昏时，老人是不会回来的。家中没有年轻的人，所以一家门户少有人走动，即便是有个大娘从门口的草路上走过，也不会向这边打一声招呼。
她第一次去见他是骑在外公的肩膀上去的。路上偶尔有人拍拍她的屁股说：“阿灿也读书去么?”“对，读书去。”外公回答说。就这样，她进了学堂，见到了他。
他就是这所乡村小学里唯一的老师，二十出头，个子高而显得瘦削，穿一条草绿色的军裤，一件的确凉料子的白衬衣，胸口上的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他的眼睛很黑很亮，鼻梁高，嘴巴阔，脸色油黄，头发和胡须都比较长，且参差不一。他是她认真看过的第一个生人，竟奇迹般地记得那么牢固和深刻。她甚至还记得那天的天气：风吹得很紧，似一波一波的浪，反复冲击着，校门口的荒草被齐刷刷地按倒在地，又颤抖着站立起来；雷声是隆隆的，似是几十个牛皮大鼓在天上滚过，鼓滚到哪里，隆隆的闷响便追到哪里。
他们的相见，并没有多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他一手按着报名册，一手握着钢笔，一双黑亮的眼睛正看着她。
“阿灿么?多大啦?”他一边写字，一边再问道。
“我六岁，属兔的。”
“七岁了，属虎的。”外公怕年龄不够，报不了名。
“哦。”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嚓喇喇——”屋顶的一个惊雷使三人同时吓了一跳。他急忙把办公室门闭上，因为窜进的一股风已经将桌子上的书本和纸片拂了一地。外公却背着她出门去，说要赶回去收坝子里晒着的玉米。他劝不住，便送给他们一顶竹笠和一件棕衣。
她没有去那所小学念书，她回家时适逢父亲从重庆回来，要接她去城市。
翌日清晨，她便随父亲去了。至于火车的汽笛是否响亮，父亲又给自己说了些什么，别离时，外公外婆是高兴还是痛苦，她都全不记得了，也许这根本就不值得去记。
她不是孤儿，而且是有钱人家的闺女。可不幸的是，有钱没有给她温饱——她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有家却没有给她温馨。他像是一叶扁舟，只好任凭风浪去左右自己的方向和命运。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她只是一个皮球，被母亲踢了出来，父亲用脚顿一顿，便再将她踢了出去。
父亲是广西北海人，随父亲出来，她便随祖父祖母生活在海边。但是，北海的天空是否高远，辽阔的海是否蔚蓝，海边是否有五彩的贝壳，海上又是否有明晃晃的商船和军舰，她也是全记不得的。她只晓得北海湾的鹰飞得特别自在，滑翔时如水中飘浮的一叶，捕食时又如同一支劲箭。
三年后，父亲和母亲离异了，按父母协议，她随母亲。母亲远嫁北方，她也便随母亲去了北方。
再过三年，母亲和继父的关系恶化，她又被父亲接去，而此时的父亲在新疆做生意，她又辗转去了新疆。
她再次见到他时，自己正值豆蔻年华。此时的她，唇若涂脂，肌肤若雪，眉眼弯弯的，细细的，长长的脖子似一段脆生生的莲藕。这些年来，有形形色色的人、数以十计的人关心过她、冷漠过她、嘲笑过她。可是，对她来说，一切关心、冷遇和嘲笑都和这些人一样不足介怀，甚至不足以在她的心里占据小小的一个角落，包括他的父亲和母亲。她的心依然是寂寞的，然而，寂寞的心扉却牢牢地锁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