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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有人问起：“你会弹琴?”我回答：“是的，我会弹琴。”我既没有成名成家，甚至没有赖以为生。弹琴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像会写字、会游泳一样。
但一开始，妈妈并不是这么想的。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那里永远是是相同的模样，所有人之间似乎都认识。
于是，“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比你家贝贝小的孩子，都开始学琴了”……大概就是这样的理由，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的。更何况，弹钢琴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
那年，《茜茜公主》的电影刚刚热播，之后留给妈妈一个深藏内心的公主梦，可在那个家里孩子还要为了吃饱饭而打架的年代，这些怎么可能实现呢?
那年我四岁半，被“夹带”进学前班，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妈妈29岁，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交车去银川看琴，直线距离近100公里。那时候柏油路还没修好，单程都要4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又走过无数遍。
“我当年真喜欢那个12000元的苏联进口钢琴啊，你爸就在旁边劝，说借的钱太多，家里太困难了。”
“我觉得我的琴已经很不错了。德国原厂的产线，晚几年的琴还远不如我的呢。”长大后我这样安慰妈妈。
“嗯……也行吧。”
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爸爸和他七八个朋友热热闹闹地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具抬上3楼。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包裹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5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嗯!”
后来我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7点到9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
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全程监督。
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水一次，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弹错音会被打手。
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每天最少两小时，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10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完成业余10级的考试。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他们，当初曾是我妈妈买琴的动力。“这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嘛!”他们会这样自我安慰，只有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最高级。
“妈妈，为什么慧子她们都不学了，我还要学?”
“这是你答应我的。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
从上世纪90年代“学琴潮”开始，如郎朗父亲一样的家长绝不是特例，带着孩子背井离乡，就为了儿子能在中央音乐学院找“最好的音乐老师”，考音乐附小、附中，从此走向“钢琴家”之路。当然，郎朗是个特例。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作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从来对此坚信不疑，“海顿教出了莫扎特，莫扎特教出了贝多芬。”
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4个小时。
银川的钢琴课每周一次，周日早晨7点整，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
中午将近12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4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天已黑透。路上的近8个小时只为一个小时的“专业课”。
下课之后，母女俩同吃一份“露露快餐厅”的5元快餐，踏上返程路。
冬天好冷，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
夏天好闷，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交车上，我满身都起了痱子。
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我总是什么都想要——一切都那么好看、那么新鲜，但到头来也什么都不可能买。
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学费一次50元，(还有)吃饭、来回车费，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内。”
很多年过去，在某个饭局上，有人说：“你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简直是疯了。”
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可是转过身去，我莫名地想要流眼泪。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挨打变得很频繁，后来我还问过爸爸：“你以前为什么从来不进卧室看我弹琴?你不喜欢吗?”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对我说：“太惨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伴随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似乎这件“高贵”的兴趣爱好无法让我家任何一个人从中获得“轻松”与“喜乐”。
常常伴随着的，是抽泣声和严厉的训斥声，每首曲子想过关都需要巨大的付出。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掌，似乎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
爸爸偶尔进来劝两声，但多半都是沉默的，在妈妈的执着下，他“救”不了我，我知道。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被反锁在家里，要完成当天的“任务”。有的时候只是锁一个晚上，寒暑假的时候会是一整个早晨或者下午。虽然寂寞，却是我难得的休闲时间。
在闭锁的空间里，我弹5分钟琴，转悠5分钟，翻翻童话书，和自己说说话。电视是不敢看的，因为看过的电视机会发热。
有那么一两个暑假，也有同学来找我，我没有钥匙出不去，她也进不来，两个小姑娘就坐在地上，隔着房门聊天，我不时看看表，提醒她：“你得回去了，我妈要回来了。”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发呆，看着外面偶尔飞过的鸟、寥寥无几的行人从家门口经过。沙尘暴吹过的时候，闭上眼睛，我总感觉自己听到了海的浪涛声，“沙漠的尽头就是大海呢!”
“疯女人带着娃娃去银川学琴”的故事延续了5年，我家终于搬到了银川。考过6级，妈妈再也认不清愈发复杂的五线谱，我也不再需要她从头盯着我弹到尾。8级的曲子很好听，9级好难，10级我不太有把握……
这些问题随着初中青春期的叛逆变得非常模糊。
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终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
“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自己过去近10年的重心完全放错了位置。”妈妈无比惋惜，“女孩子将来搞个艺术，多好!又轻松又温柔!”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正常孩子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
这是我的“硬伤”。
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那样的话，既不像妈妈学理科那么辛苦，又不像爸爸学文科那么平淡——我终于没有获得妈妈期望我获得的。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琴伴奏，我想去呢!”
“妈妈，学校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
“妈妈，钢琴比赛我被刷掉了……有个师姐弹了肖邦那首特别难的练习曲，好好听啊!”
“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人们在教堂结婚，我弹婚礼进行曲!”
“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我好久没去了。”
“妈妈，我想弹琴。”
……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过去10年的琴凳生涯对接上了。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让我在往后学习文学、艺术、历史时，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
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
这种对接，或者说和解发生得自然而然，我完全没法想象，抛弃了这段童年——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童年——我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如此向妈妈“告白”的时候，她只是说：“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好傻。”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我租的房子里一直没有钢琴。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只学会了一两首新曲子，是趁每年回家的那几天，断断续续学的。旧钢琴一直摆在新家的书房里，上面铺着雪白的蕾丝花布，琴身依旧闪着黑色的耀眼的光芒。
我最后一次给外婆弹琴是大一的暑假，我弹了德彪西的《月光》，外婆说：“真好听，好温柔啊!”那时候她正饱受癌症的煎熬。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采访”了妈妈，视频里面母女俩还没讲多久，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我们不管怎样都没法解释和安抚的情绪。
我快29岁了，正是妈妈送我学琴的年纪。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那样，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日复一日地为一个人云亦云的“孩子需要有一个特长”或者说是为自己难以企及的梦想辛苦奔波。
在视频里我数次想对她说：虽然我没有走向她为我铺设的美好人生，但这么多年过去后，我明白，自己最终收获的，远比曾经付出的多。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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