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钱穆——读后感
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一书，是由他的学生叶龙先生根据钱穆在1954—1955年在新亚书院讲授的《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课之笔记整理而成的。所以这本著作与我们通常的“经济史”不同，它非常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经济学家林毅夫为本书作了短小的序言，其中写道：“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关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笔者近期认真拜读，感到钱穆先生无愧大师称号，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研究办法，均有过人之处，确实不同凡响。
绪论
钱穆在绪论中主要谈了他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关于历史观，他不赞同唯物史观的，“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页，以下该书引文只标明页码）在西方也仅是部分对，“但东方历史绝不能如此讲。”（同上）钱穆是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照马克思所讲。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 （同上）以前在读初中时，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我非常不解“为什么用共产主义”这个词？钱穆在这里明确说，“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同上）这是正确的说法。氏族社会亦称氏族公社，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基层单位，亦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如果就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把这说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看是牵强牵强附会的。
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用科学的归纳法。”（同上）具体地说，“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第3页）钱穆由此对经济史的研究做这样的概括：一是“鉴别的方法”；二是“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同上）真可谓提纲挈领，一语中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发现现在耳熟能详的“三农”提法，其实钱穆先生是首创。他是这么说的，“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第2-3页）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一是生产的经济，二是农村的经济，三是农民的经济。（第3页）这里的“生产的经济”就是“农业的经济”。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这章的研究切入点很特别，即中国最早的农作物是什么，以后如何演变。钱穆指出，中国最早的农作物是黍与稷，理由是《诗经》在提及“黍”、“稷”两字很多，甲骨文中提及“黍”字很多。（第6页）黍稷是高地农作物，而非先种喜水的稻麦。因此钱穆推断，中国古代农业决无水利工程。（第9页）“中国的文化发源地，最初不在黄河两旁，而在其支流渭水、蒲水、汾水与洛水一带，但这已是后期。因中国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在高原上。”“故并无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中国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培育出来的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同上）显然，我们通常说的，黄河是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钱穆看来都是不准确的；如果是，也是后来的事了。钱穆对中国农作物分期是：1.西周以前是黍稷时期；2.春秋战国时是粟麦时期；3.最后是稻米时期。（第10页）
第二章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
井田制，是中国经济史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古代社会的分期。钱穆把井田制确定在公元前770-前221年，并且分为前后两期。
关于井田制的前期，钱穆指出，“井田制度乃跟随封建制度而来。”“何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第12页）他认为，“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第13页）“井”是灌溉单位，一井土地，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其余9格，每一家100亩。这800亩则是“私田”，“由各大小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佃户）耕种，但土地权则仍属封建主。”（第14页）井田制的初期，“‘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得多了。”（第15页）“公田的收成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自享。”（第17页）“封建主讲土地分配给佃农，是公平的，并无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并无兼并，亦无贫富之分。”（第14页）
关于井田制的后期，是这样演变的：“大家慢慢不再勤力耕种‘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废去，一律变为‘私田’，不再有‘公’、‘私’之分，均改为征收三分之一的税。”（第15页）这就是“初税亩”和“什一税”的来历。钱穆得出个结论，中国土地所有权观念的改变，是因为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并没有发生革命，这点与西方通常通过革命来改变规则是不同的。（第15页）
井田制与西方庄园不同，钱穆作了简要分析：
西方的“Manor”(庄园)乃西方贵族的领地。中国人称出现“庄园”为在唐朝以后。此种西方的“庄园”是大块的、开放的、无界的，即无阡陌的。在此大面积的田中，有很多农民耕种，相当于中国古代井田制之“公田”，但无“私田”。一个“庄园”，等于一个社会单位，用简陋方法耕种，到18世纪时，西方此一公田制度取消了，遂用新法耕种。
西方用庄园的耕地方法约实行了1000年，却与中国的井田制度刚好相反。井田制有格子线，但西洋中古时期的“Manor”，是大块的耕地，由农民合作公耕，农民附属于土地，是谓“农奴”。土地主即贵族，耕作粗简。到地主阶级取消，有了自耕农，于是将土地分割给各家自耕，土地转让给农民自己。但中国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划成井字形，农民并不附属于土地；土地所有权虽是贵族的，但农民并非农奴，所以中西两种制度大相径庭。（第20页）
钱穆先生这段讲述，不仅说到了中国的井田制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的区别，而且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封建制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农民是佃农，还是自由人，没有人身依附；而欧洲的“庄园”经济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的“封建社会”，欧洲中世纪农民没有土地，附属于领主，实为农奴。从这段讲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钱穆先生为什么不赞同“五种社会形态”之说；他为什么把中国的封建时期就确定在公元前770-前221年；他为什么在“绪论”中要表明这样的观点：“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照马克思所讲。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第2页） 所以笔者认为，这段话很重要，也很精辟。
第三章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学习这一章，我最深的体会是，中国的工商业与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与西方不同，而且依附于国家。
战国时期的工商业兴起，钱穆说古籍有“工商食于官”之说，“故古代只有国家养的工商人。”（第22页）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商业大都市，同样也“与西洋贵族的堡垒中的不同”。（第23页）“由于战国时代工商业之发达，以前以物易物之商业交换方式已不足应付，货币之使用与流通遂成为战国之另一新形态。”（第24页）
关于工商业兴起的原因，钱穆认为，在于“封土建国”意义上的“封建”被冲垮了。春秋时代约有150余个诸侯国，也就是150多个城圈，后来就到城圈之外再筑城，造在远处的就是“县”，春秋到战国已有郡与县。城圈是分封的，跑到格子线外就表明封建崩溃，人民就跑进山里，发展了盐铁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耕地外这些山林湖泊均是贵族的采邑，即私产，是不允许进入的，甚至派兵驱赶。但攻之无效，“只好采取增加一项新的征收税”，（第26页）由此促进了不少农民离开土地，发展工商业，“新的生产事业，诸如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等，在《左传》中是没有的，乃是封建制度被打破后的新生产、新经济。”（第27页）
第四章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这章讲了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封建时期的井田制实际是均田制，大家分的土地是均等的，所以贫富差距不大，但是农民不自由，因为必须跟随所分配的土地走，自己不能另辟土地。但封建制度破坏后，土地就可以兼并，也可用钱买。“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使黔首自实田。’使全国的土地私有制正式合法化。”（第31页）“秦始皇二十一年时，人民可向政府呈报自己拥有之田地。即所谓‘自实田’之意，并推行实物税制。即由此时起，土地可以自由占有，可以自由买卖。即土地开始合法兼并。”（第32页）“而富者成为大地主，贫者成为向地主租田之佃户。”（同上）钱穆认为，秦始皇“并不重农轻工商，而是农工商并重。”（第32-33页）因此，冶铁、冶铜、制漆、纺织、造船、建筑业都有重要发展，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制度。
钱穆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废封建而创立郡县制，而是统一天下以后，役使民力过多过急。”（第37页）“由于政府动用如此庞大之劳动力，粮饷物资自亦相应增多。原来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租，可能增加到十分之五，甚至更多。”（第38页）所以，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高低是关系到国家稳定与安危的大事，古今中外历史上有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
第五章西汉时期的经济（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
西汉时期的经济需要研究的东西就比较多了。读完这部分，我认为有几点需要介绍的：
一是劳役、税赋与地租。西汉有力役，“不论男女，均得为国家或王室服役”，“时间由数天至数年不等。”（第43页）田租是国库最主要之收入，但西汉实行轻税政策，高祖和惠帝都实行税十五分之一，文帝实行税三十分之一，“直至西汉末年，田税一直是三十税一。”（同上）税赋有人头税，一家人的人头税合起来负担相当重。（第44页）
二是汉武帝时代出现两派不同的经济思想，一直贯穿在中国社会。“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的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以上为中国两派相反的经济思想。中国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第51页）
三是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卖政策。钱穆认为，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继井田制度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公元前81年召开了盐铁会议，会上对盐铁专卖和均输法激烈争论，《盐铁论》记载了这段历史。
第六章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钱穆说，“西汉统治历200载后，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得天下之始。西汉遵循秦制，无所兴革。至王莽锐意复古之制，欲返回诗书六艺之先秦时代，却不到20年而覆亡。秦祚虽短，其政制仍行于西汉；王莽‘新朝’亡后，其一切建树皆灭，但王莽当时之措施，亦甚值得后人注意。”（第74页）一是针对贫富悬殊，实行均田制，禁止买卖田宅奴隶，但遭豪门反对，归于失败；二是称帝20年，改革币制4次，结果造成币制紊乱，百姓反对。
第七章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东汉财政制度多承袭西汉，为了解决财政缺口，采取了一是裁军，尽量停止用兵；二是裁并机构，节省行政费用。在开源方面，东汉的屯田政策“颇有成效，使国有余粮，导致田租减至三十税一。”（第87页）所以，我们现在搞的开源节流是从东汉来的。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兴水利，改农具，冶铁业、纺织业、造船业、制车业、制陶业等都有发展。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220-589年）
土地制度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主线。要关注：一是屯田制度。以曹操的屯田政策最为成功，由于屯田政策得以统一中原。两晋南北朝也搞屯田，又以北魏屯田成效显著。二是两晋的土地制度。钱穆说，“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坏的朝代”，但“它定出了两个制度：品官占田制和户调制。”（第119页）品官占田制就是官员占田数量按照官大小予以限制；户调制是平民的土地制度，“男丁分配70亩，女子30亩，每户100亩，其中70亩收获交中央政府，即田租很重，达十分之七。”（第120页）三是税赋制度。东晋苛捐杂税多，到了南朝实行了轻赋役的政策。四是北魏的均田制。北魏土地是政府的，“实行均田制，无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第138页）
第九章隋代经济（公元581-618年）
隋代统一了中国，“论人口繁殖之众，仓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第178页）开国的隋文帝生活节俭，到隋炀帝即位，大肆挥霍，大兴土木，“炀帝恃富饶，而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第181页）但隋代开凿大运河，发展水利漕运，对基础设施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
第十章唐朝经济（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
钱穆先生对唐代的经济制度评价很高。他说，“唐代不收一切商业赋税，为前代所未有者。皆因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所致。”（第191页）他把汉、唐的经济政策作了比较：
汉、唐两代经济政策不同，汉代对大商贾重征商税，不许社会有大富之现象。但唐代每丁给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亦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如划成两条平行的水平线，一条为上水平线，另一为下水平线。汉代是不准人民冲破上水平线，但不理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
唐代则听任人民可冲破上水平线，但不让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两者相比，唐代为优。（第191-192页）
在中国经济史上唐代有两个政策意义重大。
一是租庸调制。“此制度乃由北魏均田制演变而来。”（第192页）唐代对年满18岁以上的男女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还给官府；20亩为永业田。” “永业田皆可传子孙，政府不再收回。” （同上）租庸调制的具体内容是：
唐代按照每丁分配土地缴租。每丁每岁出粟二石，谓之租。
每丁每岁输绫、绢、絁各二丈，如用布代替，则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兼麻三斤，谓之调。
同时并规定每丁一岁做工35天，可免调；如做工50天，则可免租和调。
至于正式之庸，则为每丁每岁用人力20天，闰加五日。不役者每日以绢三尺代替。
以上即为唐代租庸调制，为后世称道不已。（第194页）
租庸调制对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原因就是对农民减负了。钱穆先生是这么测算减负程度的：
唐代土地有240余万大亩，如每亩出粟一石计，20亩永业田不计，每丁80亩口分田出粟80石，则每丁二石粟，其租只是四十税一，可说极轻。孟子在战国时，以为十分之一之租税为王者之政；汉制则十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而唐代之租80石中收二石，只是四十而税一，较汉制更轻更宽。如以西晋100亩课田60亩相比，则只及二十几分之一。
以庸而言，汉制每丁每岁更役30天，唐则只20天，汉之三分之二而已。且汉代每丁尚须担任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代因实行府兵制，农民不需卫戍，故比汉代负担更轻。（第194页）
二是唐代的两税法。租庸调制在唐朝施行了约160年，进入唐玄宗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土地兼并严重，连续九年的安史之乱又激化了人口流移，均田制已无法继续实行，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实行“两税法”，正式废止租庸调制。但在这之前，两税法已有先兆，即在春秋两季，对青苗征税。
杨炎倡导的两税法，其主要内容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入，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206-207页）
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而两税法的显著特点在于以亩定税，即认田不认人，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两税制的原则是‘量出为入’，即是唐代政府用多少钱而预定收多少税，并非每年编制预算。”（第207页）钱穆评价两税法“其实即为资产税，”（第208页）“是奖励人走上商业社会之路线，只注重资产，对农业社会有所损害，使人恐惧于安居置产。”（同上）
第十一章宋元时期经济（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
钱穆的中国社会分期是：“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第248页）“中国的社会，东汉以后进入门第社会。”（第249页）“宋代开始已无门第社会，却出现了庄园。庄田的主人为庄主，为庄主种田的是庄客。……自宋代起，历史上正式有‘田主’之称谓，即今日所谓‘地主’。”（249-250页）
宋代经济南方优于北方，南北方政治家经济思想不同，钱穆评价“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代表了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但司马光则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第253页）比如，王安石推行免役法，而司马光反对最力。
元代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多少可以赞许的。钱穆先生只是肯定了农社制度。所谓农社，是50家组成一社，选一年长懂农事者为社长，协助政府管理。钱穆评价“农社的建立，实在是一种良好互助的经济合作制度。”（第258页）“元之农社制度，实是一种农村自治。……此制度有利中国农村，相当值得注意。”（第259页）我们可以从元代的农社制度看到今天中国农村的合作社的影子。
第十二章明清时期经济（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2年）
钱穆先生认为，自唐代租庸调制以后，改行两税制，以后就没有土地制度问题，一直下来到清代都可说大体上是实行两税制。可以说，唐代两税制度以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而两税制度以后，却不再讨论土地问题，只是政府如何征收赋税而已……简言之，唐代两税制以前的中国是在土地问题上有较大的变化；而在两税制度以后，却是在租税问题上有较大的变化。（第262页）因此钱穆认为，明清没有什么土地政策，只能谈谈租税。
为了更好的完善租税问题，明代在户籍和地籍的统计上进行了完善。具体说“明代有‘黄册’与‘鱼鳞册’两种册籍之设立，一直沿用到清代和民国。”（同上）明代的“黄册”即户口册。政府规定十年更订一次。封皮用黄色，故称黄册。“中国之有户口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光荣。”（同上）明代的鱼鳞册，是以田地为主，作为征收田赋的凭据。
明代经济制度中有个变化是实行了“一条鞭法”，“即将赋与役合并为一，即丁与粮合一。丁为人口役，粮为田租。统计每县有多少田缴纳多少租，有多少丁受役（役可出钱代之），将两者合计共出多少丁多少粮，一起缴给政府。政府须劳役时自己出钱雇役。”（第266页）
清代自康熙三年征收地丁合一税，即以丁计入粮中，地丁合一即是按田派丁。后来康熙提出今后盛世添丁，续生的人丁永不加赋，比明代要宽大。
三点简要体会：
第一，中国经济史涉及了许多基本的经济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地租、徭役、高利贷、人口等，这在西方经济史中也会遇到。同时，也有许多只有中国经济史中独有的问题，比如，土地兼并、屯垦、漕运等。
第二，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演变脉络。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专著，也没有一位专业“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分门别类的特点，中国的思想家往往都是在关注相关的政治、道德等问题时才涉及经济问题论述的。我们看到了早期的初级经济思想，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也看到了自秦汉起至明清止，正统的经济思想。从单个问题看，以土地制度为例，发展线条也清楚：孟子的井田模式——董仲舒的限田模式——北魏的均田制；后期土地问题又转变为技术问题，较少的涉及了土地所有权和分配权，而侧重了财政税赋政策了。
第三，今日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甚至概念、争论的话题，都可以从中国经济史里找到影子或来源。比如司马迁主张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钱穆转述司马迁的说法：“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间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问美味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第52页）回头看看今天中国，基本采纳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司马迁的上述观点如出一辙。再比如，我们现在对农民免缴农业税，给农民减负，都在中国古代经济政策中找到影子。还比如，元代的农社制度，也酷是今天农村的各种阶级合作组织。甚至中国经济史上争论的问题，在今天中国也出现近似的争论，如西汉的盐铁会议上的争论，也酷是前几年的“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之争论。所以，学习中国经济史有助于对当今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