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棣新作《西瓜长在天边上》
这本故事集的封面上是一个封闭圆圈，旋转着圈圈弧线，无始无终。真正翻开这本小书，也有这种感觉，像一片流沙，好不容易拔腿，刚走几步又陷了进去。一种被重重文字包围的美妙来自作品的暗涌。这些小说不以情节勾连，而是意念的追随。故事从某个场景开始，然后如长长的胶片，一组画面结束，切换到下一组画面。作者具有足够的耐心，提起一根线头，从这条线捋到那根线，再捋到更多线。于是，我们更多的是面对自己的心灵感受，而非故事情节。
这样的阅读或者说，这样的写作，把作者唐棣标榜成了异类。在重工业城市唐山的南部边缘，一爿采煤塌陷区，方圆数十里的乡村，就是唐棣的几位淳朴的故乡。这本书里的故事内容，其实也就是来自这片城乡结合部的报告。只不过，作者为自己的文学，创造了一个类似于建筑学上“概念空间”的场所——马州。马州是农业社会被工业文明打散后洒落的遗迹。按照城市中产阶级的眼光，这里的一切是孱弱、粗野、低智、本能的，甚至是病态的。现代文明蜜色的光芒，还没有照耀到这里。
这里是唐棣文字的栖息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同时，他也以艺术创造反哺故乡，从而让马州超越了现实地理的限制，成为一种人文意义的存在。
而唐棣则把人文的意义解释成为“日常的变异”，足够深刻，又饶有兴致。他在写法上有着自己的追求。比如，这本书中《西瓜长在天边上》一篇就道出了一个饱受欺辱的小孩的故事，他最大期盼就是扒开自家墙砖，和隔壁的外乡女孩结结巴巴说上几句话。当女孩的母亲因为难产死去，女孩也离开了马州。而“我”，就彻底关闭了跟这个世界对话的管道，做起了哑巴；《朋友》中，“我”和原铁路职工，现小镇游民、碟店老板来根做起了朋友。可惜来根被火车撞死了，“我”的意识也追随来根作了一次死亡之旅；《寂静的声音》里，年轻女人和铁匠们暧昧，后惨遭房东虐杀，留下满腹狐疑的男朋友；《水边的纪念》中，农村大学生和卤煮店老板娘有了一段错位的爱情……各类混混、自闭者、脱离体制者、暴亡者、心怀鬼胎者、身份不明者……像一个个气泡在唐棣的小说里发出阵阵破裂前的震颤。
一种独有趣味的文本也来自写法。字里行间，都是对细节的迷恋，对日常的爱好和对自我意识持久的审视。在习惯网络文本的当下，这不是讨好的写法，却是一件本钱极大的赌注。好在，唐棣成功营造了一幕幕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似大银幕上的特写或慢镜头，久久回响。
在《朋友》中，“我”以“被死者”的角色展开想象。大段文字以毫秒为单位，详细描画了“我”被火车撞到后，被抛向天空，肋骨如“一个破烂的鸟笼，与胸骨迸开”，一直还原到破碎身体落在地上的触感、声音，以超写实的手法展示了死亡的惊悚体验，读来份外震撼。
在《西瓜长在天边上》里， “我”跟隔壁少女说话，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嘴里吐出几个“好”字。作者不厌其烦地记下“我”的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完全“不顾”读者会阅读疲劳。这种看似“任性”的叙述，显示了作者对文本实验的野心。
另外，我注意到唐棣的语言极具画面感。如“有几条绒毛光线从那扇陌生的小天井，垂到了我的眼皮上”（《朋友》）、“在他身旁的那人松松垮垮的，一片枯萎的花似的黏在地上”（《追随》）、“坐上我伤痕累累的身体，把我嘴巴当草纸撕下去”（《西瓜长在天边上》）、“他在梦里将白薇从那个男人身上扯下来，像拿一个瓶子一样套在下身”（《蝉时雨》）等等。
据说，这些故事都是听来的。有时，我就在幻想，乡村一日，唐棣四处游走攀谈，以超近距离观察生活，又在书本和影碟里升华，把这场“零距离”生命体验变成创作的源泉。就像美院学生在画室里画画，在不远不近处找一个光影俱佳的位置固然合适，但端一把凳子坐在模特身边最近的位置，哪怕透视失衡，肉体粗糙，却能充分感受到模特的体温和血管脉搏的跳动。这种完全融入对象的姿态，相比学院派作家，可以提供第一手现场，进而让文本具有更原生的力量。就如福柯混迹于同性恋社区，甚至从车祸中体验赴死的快感一样。
十篇小说，却不仅仅十种谜团。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解谜的过程中，还可以闻到各种荷尔蒙的气味，还有种种意外和可惜，如一群边缘人群的报告，不悲不喜。自踏上写作之路伊始，唐棣就不吝展示自己的孱弱、卑微和惶恐，我以为，这是一种超越文本之上的，真正勇气。这种有勇气的写作令阅读充满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