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蜕变》读后感
胡医官“是一个老实、谦虚而自己无什么推动能力的平庸医官，然而在这个医院里，他的医道已经使他列入佼佼之流。他可以成为一个极负责任的医生。有了适当的领导，他也可以引去出生入死，做出自己都会不能相信的英雄事迹。”
原先我一直以为人有真本事就可以笑傲江湖了，看来本事是一方面，性格也很重要。胡医官虽然有真本事，但他的“自己无什么推动能力”的性格，导致他在改组之前那个乌烟瘴气的医院里只能是个平庸的人。于是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能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状态。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能赶上好的环境，他们的生命的潜能就像埋藏的最深的宝藏一样永远都无人知晓，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生命从不曾遇到过春天。
改造环境非常难吗？似乎也不是。环境不好，风气不正，根源在上梁。新官吏梁专员来了，把医院重新改组，“公务员们，负责的，继续工作；不负责的，或者查办，或者革职。”于是这家医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风清气正了。看来人比体制重要——这家医院的体制并没变，只不过来了个好干部，用了负责的公务员，贪官才爱宣扬依法治国。秦仲宣院长嘴里时常谈起法治精神，侈言：“行政不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自己实施起来正是“行动自行动，法律自法律”。似乎在势当权的人，止须说说了事，对于“负责”“守法”两点，自己绝对无需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
之所以对法治热衷，是因为自己可以置身法外，同时也可以回避自身的道德问题。
孔老师说过，共产主义可以在局部实现。这家医院就这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个春天，成就了一代人，“现在年青人，是老练得很，着实得很；不像我们年青的时候，懵懵懂懂，冒冒失失，整天直晓得荒唐胡闹，说漂亮话”。这个春天，让很多被耽误的生命焕发出青春。人的气质竟然也会发生变化，绰号“可怜儿”的陈秉忠，“人依然那样瘦，却态度似乎略微轩昂一点”；说话斯文，“声音微尖，行动略带一点女气”的温副院长，“较前十月气派轩昂，身体也不像以前那样孱弱，他穿一件黄呢制服，胸微挺，走路颇稳定有力”。
温的变化源于梁专员的严格要求与激励。生命的活力是能够激发出来的，而生命本身也需要这种激发。温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办起紧迫的公事，总缺少一点推动的能力和果断的气魄”，客观条件的难题总是固执地盘旋在他心里，让他一筹莫展，只好放弃。但当他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办来了医院急需的卡车时，他完全忘记了一夜的辛劳，“穿一件破雨衣，一脸汽车上的油泥”却“兴高采烈”“压不住心中骄傲的喜悦”。
一次的成功不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人需要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经历过千锤百炼之后才能获得高度的韧性，才能做到“既不怕任何艰难的磨折，也不惧任何细事的烦琐。”重复是有价值的，时间是有价值的。丁大夫“勇敢地面对着多少忧患苦难，时常无言微笑，刚毅帮了她度过许多难关”，刚毅近仁，人也由此逐渐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人的修炼似乎是没有止境的。丁大夫已经当之无愧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了，但当她给自己受了重伤的儿子动手术的时候，她的念头是：我心里想如果他能够再好了，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再也不许他到前线，再也不肯送他跟诸位，一道出生入死的。因为想到一个小小的生命，从生下到长成，白日夜里，无时无刻，加到母亲身上的苦难，一个当母亲的心，会这么可怜地自私的。
母爱是自私的，丁大夫从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优秀的战士并不天然地就能克服这个缺点，仍然需要学习与反省。她的榜样是一群曾经受过她的恩惠的伤兵，他们痊愈后又要开赴战场了，这些人“一次再次地抛妻别母，为着民族的生存，坚苦奋斗”的行为让丁大夫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让她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自私不仅于公有碍——“为着一个做母亲的私心，我把我们共同的大理想——一个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国家给忘掉了”；于孩子自身也是不利的——上前线打鬼子是孩子应该得到的权利。这使她最终作出了高尚的选择：（突然庄严地）在你们面前，我现在立誓，把我的孩子也献给了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所以，同群众接触是有好处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照见知识分子自身的缺点，可以给自己充电。事实上，当时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表现出乐于同劳动人民接触的意愿，其中部分优秀的青年人已经主动上山下乡，比如丁昌，抗战之后，他和同学组织战地服务团，走了战区里许多穷苦地方。四五个月的现实教育使他不只脸上挂了风霜，心里也多增强了对于中国目前社会的认识。
护士陆葳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发现了劳动人民身上朴实善良的一面，热情地赞美他们——
徐护士 ……我们老百姓真好。你帮他一次，他谢你十次。……
丁 昌 ……我们老百姓都非常好的。那次摔伤就是一个顶可爱的乡下老太婆把我照护好的。后来她非要我拜她做干妈，其实，我们待她并没有一点好处。
丁大夫（点头）嗯，乡下有的是这种可爱的好人。
乐于向他们学习——
丁大夫“从那大半来自田间的士兵心里，她学得更诚朴单纯的气质。一两样简单的表示，哪怕是一句话，一声感激的叹息，都发自衷心的诚恳。每次治愈了一个伤兵，她就受着这样深挚动人的安慰。这人情的温暖，使她忘记个人的安适，深切感到活着应该为一个伟大的信仰。只有如此，人才获得精神的自由。”
劳动人民给了知识分子安慰与温暖，这也鼓励了知识分子，使他们更有热情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民族、为大众服务。其实，劳动人民并不都是朴实善良的，“总似在冷笑的眼神，无时不在保持他的沉稳而矜持的大衙门的号房的派头。”——医院的听差范兴奎也是劳动人民。即便是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他们的身上也有缺点。
陈秉忠 ……伤兵同志屡次几乎要打秉忠，说——哎，这也不知是哪里传来的谣言——硬说秉忠把药扣住，预备拿到市面上卖……
——轻信贪官放出的谣言，把矛头对准真正的人民公仆的也是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朴实善良才愿意为人民服务，革命热情很可能会变冷。
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反映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这种天真还表现在其它很多方面。“家破人亡，整个民族要靠这次抗战来翻身”，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战——丁大夫在抗战一开始，“她立刻依她所信仰的，为民族捐弃在上海一个名医的舒适生活，兴奋地投入了伤兵医院”；谢宗奋进入这家后方医院，“抱满腔热望，想为国尽力”。“一个人到了现在可以什么都不顾，就希望把自己这点力量献给国家，争到了胜利，好做一个自由的人”，他们自己这么想，也认为大家都该这么想，但事与愿违，现实中的“敷衍、应付、虚伪、苟且，懒、缓、愚、无耻、自私、过分聪明、不负责任”，把他们的兴奋和满腔热望化成了沮丧与失望。他们于是产生了困惑：抗战的前途在哪儿？这个国家真没有希望了么？看不到希望，有人就会告别革命，丁大夫是有机会走的，她上海的朋友打算给她法币三十万元办医院，当时的很多名医就在旁的大城做自己的生意；为生计所迫无法离开的可能就会情绪消沉，有的会“逐渐懈怠，习于苟且”。丁大夫重新燃起希望是由于她的十七岁的儿子丁昌对她的开导：腐败“是一时的，也是极少数的”，不能“只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就下了普遍的定论”，丁“为她儿子的充沛的精神所激动，满心喜悦”，决定换家伤病医院继续为国效力。
我们都知道这份希望来的多么虚妄，也由此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天真与软弱。不了解社会，不掌握理论，仅凭一腔热情，在现实面前就显得很无力，只能寄希望于有一个外在的强大力量，来扫清环境，让知识分子能有一方自由施展平生所学的天地，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环境稍不如意，知识分子习惯了抱怨、哀叹、失落，并没想到自己也该为此尽一点儿责任。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像老舍那样沉默地承担的那么少，而像巴金那样喋喋不休地诉说委屈的又那么多；为什么今天真正的人民派学者那么少，而公知又那么多。
春天来了，也会有人不适应。在“个个想做昔日的聪明人们所讥笑的‘傻子’”“每天从早到晚地死干。慢一点都会有人笑话”的氛围里，“只想奉公守法，不多事，不找事，混一碗太平饭吃”的五十四岁的况西堂，感到了“工作繁重，支持不来”，他成为“少壮派”眼中的没落分子，逐渐被人轻视，这轻视让他感到令他窒息的压力，于是开始怀念过去——“忆起从前那‘画画到看看报’的悠闲日子，心中至为惘然”“他有时甚至于企盼和他素所鄙恶的孔秋萍作一次温旧的夜谈”，也萌生了“归去之志”。
况西堂 …… 我已有归去之志。（辛酸）三十年省吃俭用，现在手头还积蓄一点养老的本钱。我预备带我的老妻赋归去，就等着最近收复失地，再回到老家享一点晚福。
这类人很多是可以改造的，受到激励能够振奋起来，梁专员“人永远不会老，只要你自己不觉得老”的话就帮助到了况西堂。其实，况并不是没真本事的人，他会写文言文——“三十年过着书案生涯，由清末，民初，北伐成功，一直到今日抗战，他在各府各署各厅“历任科秘”，为长官起文稿，覆函件”——这三十年他写的都是文言文；“他学得一手论相批命的学问，偶尔为人占测将来的气数寿分，自觉颇为灵验”，只是他的本事不为时代所需要了，甚至还会因此被鄙视和嘲笑。一个国家在蜕旧变新、“革除旧习染，创造新精神”的过程中，普通人容易有这样的印象：凡是新的就好，凡是旧的就不好。认识不到旧中有好有坏，新的也不是完全新，新中有旧，新与旧有传承关系。就像新精神的代表丁大夫，她身上的仁爱、侠义精神其实就是旧的；而新官吏梁专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孔子所赞美的“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大禹。这些“旧”重新焕发了新生命，才成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春天并不属于所有人，有的人是无法改造的。比如孔秋萍，他似乎毫无障碍地迈进了新时代，但他理解的新不过是“时常读‘新’书，说‘新’话，谈他认为‘进步’的新思想”，还有“剪了平头，因为分头似乎不大‘正确’，秃头确实又难看”。他无法理解义，只明白利，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就属于中人以下，是个不化的小人。（吴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