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这个年份，在一个阳光灿烂、白云飘飘的午后，我爹张大宝正式下海了。他把自个儿的头发剪了一大把，买了瓶胶水，把头发粘在了下巴上，按照阿凡提的形象给自己做了包装，然后又学了新疆口音开始卖羊肉串。没几个月，我爹便发了，还给我妈买了车--飞鸽自行车。
1992年1月20日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风黑月高，我妈经受着痛苦，我爹我奶我外婆还有大姨妈二表姑三婶子……全村的人都守在医院里痛苦着。因为我外婆说了，要是我妈能生个带把的，全村老少每人都能领个红包。
在我第一声啼哭震撼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产房外、医院外，千把号人都紧张起来，甚至有人已经在喊“生个带把的、生个带把的、哦哦哦耶耶耶……”等到护士出了产房，我爹我奶我外婆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他们一把拽住护士，哆哆嗦嗦地问了句：是闺女还是小子?护士挣脱无数双大手，PIAPIA地跳到一边：哦耶，是个带把的!一瞬间，我奶我外婆喜极而哭，相拥而泣，接着双双晕了过去。我爹一把搂住护士，温柔地说：真……真是太感谢你了，我怎么报答你啊……啊，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
很多年以后，我爹喝着马爹利，就着花生米，跟我说道：生你的头一天，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道圈，而我在你妈肚子上画了一道圈，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了你……
1993年。我1岁了，我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姨妈……
1994年。我2岁了，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1994年是所以中国球迷最痛苦的一年，因为这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了。从此，折磨所有中国人的魔鬼之球降临了。
1995年。我3岁的时候，我开始上幼儿园，每天开始期待放学的时候，老师能发朵小红花给我。可一直到1997年，我结束了幼儿园时代，我也没得过一朵。
1997年。我正式开始学生生涯。这年香港终于回归了，我爹激动得放了100盘1万响的鞭炮，我问爹放炮干啥，我爹说，你好歹都是上过学前班的人了，一点文化都没，爹说香港被葡萄牙人殖民了100年，我放100串炮仗洗耻。我说爹，你说错了，不是葡萄牙人，是英国人。我爹说，你懂个屁，葡萄牙人是英国人的小号，就像你大号叫张小宝，小号叫二狗子一样。我顿时茅塞顿开，差点学着电视里的外国人，举起大拇哥夸我爹。
1998年6月，天灾来了。长江洪水肆虐，我爹每天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揪心。后来，我爹问我妈，咱能做点啥呢?我妈说，捐一点钱吧。于是，我们家多年来积蓄有一半都捐了出去。
这年，我爹改了名字，叫张永昊。我妈也改了，叫刘安娜。一般大家都开始叫她的英文名Anna，也有人叫她张太太。我妈表面应承，背后却很不高兴。她说：我才20多，花姑娘似的，就叫我太太，好像我有多老似的。
1999年。澳门回归了。我爹大喜，就在这个时候，我爹的饭店正要开第100家分店，于是便把日子定在了12月20日。这天，我爹所有的分店全部”喜迎澳门回归，半价优惠顾客“。
2000年。千禧年，我8岁。我爹和我妈恋爱10周年。
2001年。中国入世。我爹饭店的一个服务生，欣喜若狂，接连一周见人就说”咱们加入WTO啦“，一脸的自豪。
2002年。我小学毕业。我爹说，要在清朝，就算是秀才了。我撇撇嘴，说酸秀才、穷秀才……没一个好词。我爹说，那你就当状元，什么弹棉花、龙眼什么的。然后又叹息声：前两年大学扩招，这往后状元也不值钱了。
2003年。非典来了。我初二，当时还有点小小的窃喜，心想着学校快放假。有个认识的初三学哥，听见我祷告快放假，越长越好的时候，差点一巴掌拍死我。他吐句脏话：草，放了假，我还考个屁重点高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