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恐惧》观后感范文
怀着对法律的崇敬，总认为法庭是一个发掘真相还世间正义的地方，而影片开头，就赤裸裸地告诉观影者：“想讨回公道就去妓院，想受人凌辱就去法庭。”在这部影片中，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审判，所谓正义与邪恶的交锋背后充斥着各种人性的丑恶面，大主教的伪善，律师的名利，州检察长的私利，女检察官的职位。而这些人统统都在这个法庭上遭受凌辱和审判，唯独真正的凶手最终逃离了法律的制裁。且不讨论艾伦杀死大主教的行为是否师出有名。来看一下这部影片中所反映的美国司法制度，讨论一下最终凶手没有收到法律制裁的制度因素。
辩诉交易制度：从影片的一开始，马丁律师就开始与州检察长为他的委托人潘乔伊进行辩诉交易。检察官助理愤怒地指出，潘乔伊是个亡命之徒，贩毒、敲诈、洗钱。看起来是十恶不赦之徒，然而马丁律师强调了“涉嫌”，这个词不仅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更是基于律师对于检方证据不足，指控很难成立而胸有成竹。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时候，检察官更倾向与选择辩诉交易来避免败诉的危险。果然检察官提出了他的价码：一百五十万，他得离开本州。马丁律师在与潘乔伊交流中，也告诉他最好要接受这个建议，除非他想用两年时间上诉。辩诉交易制度在此看来是一个三赢的模式。检察官不用承担高成本审理后，嫌疑人被判处无罪的风险，能够致力于更加严重的犯罪的诉讼。而嫌疑人也免去了长年累月的官司之苦，避开较重的刑罚。而代理人也可以在最后确定的嫌疑人支付的金额中获得四成（该影片中对该案的提成）。之后影片又提到：潘乔伊表示，两个月前，警察找到他，要他帮助警察指控阿德马蒂纳，然后提出交换条件，也是让他离开本州（而不追究他的犯罪行为）。这是采用辩诉交易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的犯罪的起诉中获得该被告人的合作。
所谓的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有被告人认罪换取较轻的定罪或量刑的协议。辩诉交易制度是最能反映美国刑事公诉职能特点的制度之一。美国的检察官公诉职能的独断性表现于此。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如今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制度完成的，也就是说，事实上需要陪审团进行法庭审判的案件只有10%。这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有着很大的帮助。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曾说，如果辩诉交易在所有案件中的比例从当前的90%降到80%，就需要配备双倍的人力、物力，包括法官、法庭书记员、法警、陪审员和审判场所等。然而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反对之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认为，辩诉交易制度损害的司法的公正，让本应接受法律制裁的犯罪者逍遥法外，而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普遍实施有其背景。案件繁多而如果每一桩案件都要经历召集陪审团的过程，将会使得案件的结案率大大降低，导致案件积压，加重了司法系统的负担和控辩双方的负担，而一些亟需得到经济补偿以进行医疗甚至生存的受害者由于案件的无法审结而陷入生存困境。这是一场关于公正与效率的博弈。“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Justicedelayerisjusticedenied）”。当然在辩诉交易制度的使用上，美国法律也作出了限制和要求，以保证正义的实现。
在我国是否应当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我国来说，近年来，案件数急剧增长，给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也规定了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分流方法。那么对于是否能够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呢2002年4月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处理孟广虎故意伤害案件，引发了媒体、法学界对辩诉制度引入的关注和讨论。而我认为，辩诉制度的引入，最大的一个障碍点在于司法系统的公信力缺失以及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过于严重。我国民众对于法律的了解愈加深刻，愈明白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而中国千百年来的道德传统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有罪必究，辩诉交易制度在民间更易被看做是“以金钱换自由”“钱权交易”云云。对公信力已经极其薄弱的司法体系又将会造成多大的打击也不得而知。正如死刑的存废问题一样，将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因此，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如何以专家的话语权填平民意的鸿沟，存在很大的难度。
律师制度：马丁在看到艾伦被捕的消息之后，职业敏感性告诉他这将是一个抢手的案子，当时他想要接下此案的缘由并不是什么伸张正义，而仅仅是为了出名，为了自己的执业生涯。在查到艾伦下落的时候，他迅速地会见了艾伦，并且要求成为他的律师，免费提供服务，并表示能够为他免除牢狱之灾。马丁的话语中也透出了，如果艾伦不接受他而使用费用便宜的公设律师，将要准备把牢底坐穿。这也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有钱人才能聘请得起大律师为其辩护，并经过众多律师的头脑风暴最终免于牢狱之灾，而穷人只能接受法律援助，而援助质量不高，而不得不接受严苛的处罚。
美国的律师享有很高的权利，在该片中当马丁轻松的来访于关押艾伦的“看守所”，狱警没有任何阻挠，也没有要求出示任何证件。律师会见其当事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马丁还可以深入现场进行现场调查，第一次调查，对看守犯罪现场的警察出示了证明文件，然后警察仅仅告知了他，注意保持现场的原状，就允许他进入现场调查。之后马丁怀疑有第三人作案时，为了探明案情深入取证甚至“抓捕”证人阿力。马丁在法庭上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传唤州检察长作为证人得到了法官的允许。而我国的律师则局促的多，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阅卷权，不能调查取证，甚至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也受到侦查人员的在场监督。在这种强职权主义模式下，刑事辩护律师很难放开手脚，为委托人争取应有的权利。
特权规则：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是委托人有权拒绝透露与组织他人透露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秘密交谈。所以，马丁律师在与艾伦会谈时，能够无所不说，甚至教他如何摆出一副无辜的面孔以博取陪审团的同情。美国的华尔兹教授指出：“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捍卫秘密，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有重大关系的情报，例如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师——当事人’特权更能阻碍事实的查明。此外还有医生与病人之间，夫妻之间，神职人员与忏悔者之间的特权。这些特权保障了社会一些基本道德的存在，使得社会机器能够平稳运行。如果这些特权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一定会陷入一场令人恐慌的信任危机。这也就是本片结尾的时候，艾伦暴露出了他并不是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而是伪装成存在精神病患而逃脱法律制裁，马丁律师落寞地离开了看守所，而无法指证艾伦的杀人行为。
这种特权制度，倒是与我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总是过分强调实质正义，有错必纠，而把程序正义放在一边，但并不见得真正地实现了正义应有的内涵。
证据展示制度：该片中，由于马丁是提出无罪辩护，并一直在寻找一个所谓的第三人。因此，后来发现艾伦可能存在多重人格障碍问题时，无法改变当时的无罪辩护，只能偷偷把发现的犯罪动机录像丢在检察官家门口，并且诱导女检察官在交叉询问时激发出艾伦的第二重人格。而在法庭上，当马丁的辩护偏离无罪辩护时，检察官能提出抗议，且法官也给与了马丁警告。这是基于，如果辩护方准备在审判中提出被告人案发时存在精神问题的辩护，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将此意图书面告诉公诉方和法庭。否则辩护方就不能做出这种辩护。如果辩护方准备在审判中出示被告患有精神病、神精缺陷或其他与承担刑事责任相关的精神状况和专家证言，也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此意图书面告知公诉方和法庭。法庭根据公诉方的请求，可以对该被告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强制检查。如果被告方未能履行告知义务，或者不服从法庭的检查命令，法庭可以排除其提出的有关专家证言。这种证据制度，能够防止控辩的任何一方在法庭上提出新证据或者事前隐匿证据而在法庭上进行突袭，导致任何一方没有防备而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
最终法庭发现艾伦可能存在精神障碍时，由于与当时召集陪审团时进行审判的情况不符，法官解散了陪审团。明显的，艾伦最终可能由于精神障碍而免于法律制裁。
这种精神鉴定，在我国可以参考前些年的邱兴华案。邱兴华案一审被判死刑，不仅是对受害人，更是对所有保持着朴素道德观的民众的告慰，杀人偿命。然而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的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各方巨大的反响。一边是受害者家属血和泪的控诉以及不杀不得已平民愤的民意沸腾声；一边是法律专家挥动着法治旗帜为精神鉴定奔走呼号，同时法官还承受着自身法律专业素养和道德情感的抗衡。民意与精英的对抗走在了风头浪尖。这种精神状况鉴定的法律程序缺失，是导致这种冲突的关键。也提醒着我国司法体系关于程序正义的关注和重构。以及如果向民众解释死刑的存废。
关于该片所体现的一些美国人的观念。马丁在与采访他的媒体人在酒吧谈天时，先是抱怨了律师所遭受的社会重大非议。然而，当媒体人问道：你为什么辞去公职。马丁的回答中有一句话：能上场打球何必当裁判。作为一名美国的刑事辩护律师，马丁一定能为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所羡慕，美国司法体制为了保护人权，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有众多制度，如人们所熟知的证据制度，米兰达规则等等。因此也赋予了律师很大的权利。在法庭上，律师的专业素养和辩护技巧，同样也能够呼风唤雨。甚至影响陪审团最终影响判决结果。而对于公权力的限制，法官与检察官的行为也必须合法，避免了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因此，马丁愿意在上场打球，而不愿只做一名裁判者。而在中国的情势完全不同，越来越拥挤的公务员考试独木桥，更多的人愿意走这条捷径而进入裁判者的行列，因为裁判者意味着权力。权力本位的思想，让人更愿意做裁判者，而上场的人不关注实力和技巧而反投寻求制度外的帮助。
艺术总是来源与生活而高于生活，此片在美国人的角度，更愿意的是揭示美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总总弊端，而最终导致凶手逍遥法外。而对于司法改革口号震天响而雨点小的我国，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