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指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富有知识的名人所说的能够让人懂得道理的一句较为出名的话。下面来欣赏一下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文学教授张柠的经典语录吧!.
导语：本名张宁，男，祖籍江西，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9月出生。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1994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正高职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当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典型的、代表转型期农民的文学意象时，我们会发现，城外的纯农民与进城的假农民都不典型。最典型地代表都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的意象，就是介于上面两种农民之间的一个特例：“修鞋匠”。这是已故的西安诗人胡宽的发现。修鞋匠的遭遇，就是中国农民在都市化进城中的典型遭遇。
2.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也同样与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都市化过程中首先获利的是农民。因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将农业资源(土地、农副产品)变成货币资本。实际上不是这样。真正获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资源的权贵之外，主要是一批从事农业资源批发的中介人。他们的职能，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资源，转换成现代都市商品市场的交换品。——张柠名言
3.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的幸福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4.“现代叙事”由困惑、矛盾，到焦虑、无聊，再到癫狂，呈现出越来越急促的趋势。与现代都市文明的急促节奏是相应的，并且正在越来越趋近于发疯的状态。
5.“抒情”注重形式，是一种信仰或皈依的声音形式。“叙事”注重内容，它是一个声音如何渐渐喑哑的故事。“叙事哮喘”是噪音，它没有内容也没有形式，只有一连串从呼吸道发出的呼、呼、呼的声音。
6.我注意到，王蒙在争论的过程中一直十分被动，最后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动用了法律手段。这大概是执政党历史上，第一次在文艺争鸣中动用现代制度作武器的例子。但王蒙的败诉是必然的，因为对方是一个“无物之阵”，批判文章全是用化名发表，这有点像今天的网络论坛里一样。
7.对“白银时代”文化的关注，无疑不是出版家的心血来潮或者歪打正着，其中肯定有某种必然性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没有激情的年代，这个被欺骗、软弱、埋怨和嘀咕所笼罩的年代里，中国作家和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派那隔靴搔痒式的模仿，造就了一大批术语玩弄家、技术权威、无病呻吟者、语言游戏者，最后弄得自己都腻了。
8.我们的知识界内心的确充满了困惑与渴望。可是，当我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究竟渴望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很迷茫。——张柠名言
9.在世纪之交那大动荡的年代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做到不鼠目寸光，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惜被流放，而执着于对俄罗斯的正义、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息息相关的。
10.俄罗斯知识分子拒绝与任何形式的权力(教会的、国家的等)合作。他们把对人的爱看得比所谓的社会正义要高。一旦那些所谓的正义违背了爱的原则，那么，无论你多么有道理、多么有意义、多么辩证，他们也会毅然地与之决裂。
11.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说，“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全盘地继承了上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是，知识分子依然在沙俄帝国权力和老百姓自发力量的双重挤压之下生存。这里的“老百姓”由原来信仰上帝甘作奴隶的农民，变成了只认金钱和“日常生活”的市民了。
12.文学从来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的“晴雨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哲学和思想问题的原材料。
13.十九世纪的文学是适宜于朗读的文学，因为它有着一种总体上的“忧伤”的基调，也就是浪漫的、抒情的、可以朗读的基调。诗歌不用说了，即使是小说，屠格涅夫的、托尔斯泰的，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早期的某些小说，都能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把贵族小姐感动得眼泪汪汪。
14.必须正确地认识到，“白银时代”文学的独特形式，并不是一种盲目借鉴过来的东西，也不是作家故弄玄虚的结果。它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革命运动有相通之处，即带有浪漫色彩。区别在于，十九世纪文学的浪漫在本质上是带有伦理色彩的“感伤主义”;革命运动的浪漫，是一种行动的狂躁症和毁灭的激情;而“白银时代”文学的浪漫，是一种精神结构深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15.东方古代城市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结构(以北京、西安、沈阳为代表)。它们成棋盘格式(或井田式)分布，街道笔直，便于皇室马车经过，也便于大内侦探工作。城市中央就是皇宫和中心广场。这种广场与自由贸易毫不相干。它不是供自由交易的集市或者庙会，而是阅兵的地方。
16.传统价值观一直制约着中国城市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左右着中国的城市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当代。
17.自由城市是因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真正的自由城市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是商业的而非农业的;是市民(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富翁)而非贵族(财主)或农民的;是商肆、街道、石头和水泥，而非草地和泥土。
18.中国的传统城市，就是这样一些城堡。尽管它也有商品交换设施，但那是附属的，属于后勤部门和军需官的领地。
19.农民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就是个体自身的历史，一种短暂的循环时间：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他们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的地盘，后院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的历史就是稻子的历史，从生到死，从播种到收割。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它产生了一种农业文明特有的语言：抒情。面对这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对象，他们沉思默想、一唱三叹、同义反复。
20.农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敌意、冲突和暧昧的纠葛，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正是建立在城市功能变化的前提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传统农民的身份变化基础上的。
21.实用主义由此而诞生。实用主义的结果是，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还套上了一件具有普遍性的公允、合法的外衣。
22.在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还有一些特例需要交代。我指的是一种没有过渡状态的突发事件。殖民地香港就是一个代表。在一个前农业文明的孤岛上，突然开始了现代化和都市化。它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孤岛进行突击清场，让舶来的工业产品迅速占领市场，或者将农副产品变成商品，在每一粒大米上都刻上经纪人的名字。
23.中国传统都市(市镇)文化的代表是庙会，进而是由庙会演化而来的农贸市场。但庙会和农贸市场都不是上海的特点。上海的城隍庙不过是一个摆设，一个噱头。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表是徐家汇和外滩一带。徐家汇是指挥中心，外滩是前沿阵地。徐家汇是文化批发中心，外滩是文化展览馆。这两个地方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农业文明的色彩，而是西方文明的翻版。
24.从“庙会经济”到“农贸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其中甚至充满了艰难险阻，乃至血腥味。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依然是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
25.交易形态的转变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其精神内核、经验方式，则比这种形式更为复杂。
26.传统的农民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产生了两种基本的农民类型，一种是城外的农民，他们一直在失去朋友(家禽、家畜和土豆)的忧伤与数钱的欢乐之间徘徊。另一种是进城的农民(中介人：农副产品的倒卖者)，他们有着农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灵。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数钱，像点钞机一样。他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业产品。只有在工业品的成本、利润面前，他们才感到害羞、烦躁、焦虑。
27.“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精神现实的第一次集体示威，也是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借助于媒体，第一次得到广泛传播的事件。
28.大统一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细节化，使得“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变成一股膻味飘散在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这正是传统的、专找大家伙的批评方法束手无策的时候。
29.在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变的历史逻辑中，“陕军东征”第一次将文学事件变成了一个商业事件。在全国媒体的鼓动下，审美经验变成了消费快感，精神符号变成了消费符号。
30.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秘密，也就是商品形式所隐含的内容(对于文学来说，就是隐藏在作品形式背后的内容)，或者说，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陶醉在对商品形式的内容阐释中，研究商品生产消耗了多少劳动量，并进而判断商品的价值。其批判性，就消失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
31.贾平凹在小说的扉页声明和后记中做了手脚。他在声明中说：“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在后记中，他反复向读者讲述小说写作的心灵背景，即个人的遭遇、生命的虚无、命运的悲苦。他试图以此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盯住这部小说的“形式”及其隐含的“内容”上去。对内容的迷恋，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死穴。其结果是导致对形式自身秘密的盲视，以及批判性的丧失。它的表现形式是出现一种普遍的审美阅读幻觉。这正是《废都》在市场上畅通无阻的根源。
32.文学终于离开了乡村的土地，离开了军事城堡，来到了农贸市场，来到了都市的街道上。它与光怪陆离的都市符号混到了一堆，并且丝毫也不逊色。它有时甚至瞧不起戏剧、绘画和音乐，还经常跟电影和电视争风吃醋，眉来眼去，争夺媒体的注意力，争夺符号体系的中心位置，抢夺市民的剩余时间。
33.在交换价值(市场规律)支配的文化背景下，一切价值都在力图走向“无差异性”，以便成为一般交换的等价物。于是，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的词汇：自由、苦难、正义、美，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语义。在这种语义(词汇)逻辑与市场交换逻辑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漠视使用价值(词汇应有的语义)。这就是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符号民主和价值危机。
34.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有很多作者和批评者，还处于一种“非知状态”，误以为自己是在进行一种所谓的“审美创造”，误以为自己依然是写作的主体。他们以为白纸上流畅的笔尖和键盘上轻巧的手指，正在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狂奔。实际上他们正在“商品无意识”的泥淖里跳舞。
35.文学作品就这样成了流通物、交换物。于是，作家、作品这样一些封闭的文学概念，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独立的美学意义了。这对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的挑战。
36.所谓的“文化批评”，也正是在对文本的阅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文本阅读”不只是局限在白纸黑字的文字符号上，图象符号、声音符号、时尚符号、行为艺术符号等，都是阅读的对象。
37.在这里，必须警惕一种对“符号民主”盲目乐观，而忽略商品交换二重性的另一面(价值危机)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对丰富多彩的符号的把玩中自得其乐，就像泡吧一样，陶醉在符号消费的快感中。
38.对于经验直接感受、捕捉和表达，也渐渐被“模仿”、“复制”所代替。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在一起，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39.在都市里虚构农民经验，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这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时分时髦的事情。我们经常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感叹声：“农民很苦哇。”解决农民苦的问题，是一个行政问题，需要周密的社会理性，需要数据论证，特别是需要真正的法律介入。
40.我有理由做这样的类比：都市中心主义就像西方中心主义;乡村就像第三世界;当代中国的精英主义就像中国农民面前的西方人，尽管他们在西方人眼里还是第三世界人，这与进城打工农民与乡村耕作农民之间的关系一样;农民向都市迁移与都市人向海外迁移本质上也是一回事;虚构(想象)的乡村世界就像西方人虚构的东方世界。东方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想象在说话;农民借助于作家的想象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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