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首先不是指市民在公共场所的道德，而是指公权的道德。如果希望市民讲文明、懂礼貌，政府部门首先需要规范自己的权力，明确权力的边界，不是不停地发明法律、文件、口号用以“约束、规范市民”。
一个人的生活是美好还是糟糕，与他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没有必然关系；一座城市是否美好，却取决于这座城市的市民享有什么样的生活。
封杀（反低俗）无法根除低俗，低俗的层出不穷恰恰与反低俗有关。当文化标准由行政权力决定，劣胜优汰是必然结果。只有文化不再随意以“低俗”或“污染”为名被叫停，文化才会恢复它的活力。
一个人可以批判他不能认同的文化，却不应寻求行政权力来禁止某种文化。新闻发言人不是超人，不应以自己的标准作为所有观众的标准。
在高雅、通俗和低俗之间，很难划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以“反低俗”为名，以行政方式统一文化标准，这才是最为低俗的行为。
一部电视剧的价值取决于它自身的品质，不在于是否忠实原著。迄今为止，“大话”在主流叙事里依然被视为一种负面文化，“大话经典”未必都有价值，但是如果排斥一切“大话”，文化将无法继续。
当文化从一元化转向多样化，相对主义成为新的主旋律，怎么样都行，甚至连抄袭和造假都被视为宽容的对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评判标准，不仅在政治领域根深蒂固，在文化领域也是通行无阻。一个人只要成为“成功人士”，是否抄袭，是否伪造学历不再重要——这种逻辑逐渐无法获得认同。
90年代以降，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取代了公共性。许多精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长，在专业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缺乏“常识”，却凭借对话语权的垄断成为权威。
墙不仅是一种建筑，更是一种文化象征，象征着安全、秩序和稳定。人们的所有努力，就是争取进入墙内，获得墙的保护。
一个国家的教科书，通常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对国民而言，教科书是最基础的读本。教科书是否尊重被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是否尊重学术研究的共识，能否呈现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关系到国民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