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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有关“扫盲”的文章。不禁想起小时候村里面时常吹起的扫盲风,刚开始时村里人称扫盲班为夜校,当然也就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踏着星星和月亮去上课的学校。
我七岁那年生产队办起了夜校,老师是同队临村的一位堂叔,白天在大队小学教书,晚上在家里义务帮助队里面,一些没有到学校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和少年们扫盲。晚饭后我们都从家里拿一条小板凳,象去看露天电影似的,向老师家走去,嘴里还唱着一句当时最流行的校园口头禅:一堂青蛙叫呱呱,台上坐个大蛤蟆。这句话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不重视;对老师的不尊敬。
老师家堂屋中间放着几条长板凳,作为我们的书桌,墙上挂一块很小的黑板,每人免费发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昏暗的油灯下,老师挥舞着教鞭,教我们看黑板上的字,跟着他唱笔画,我们的手在空中乱舞,看不懂什么是横、什么是竖,脑子里一片迷茫……
那时家家的住房都很拥挤,老师家的堂屋除了供我们做教室,还要做猪圈,上课时我们不但要捂着鼻子忍受猪粪味,还得倾听一头老母猪和几只小猪崽,在屋角发出嗷嗷的伴奏声。
我家隔壁的老六是扫盲班上唯一的男孩,比我大三、四岁,每天上学时我们几个女孩子,很少跟他一起走,因为家家吃晚饭的时间不等,放学后我们都会一道回家。从老师的村子到我们村要走一条长长的田埂,路上他总是说一些鬼神之类的话,来吓唬我们几个胆小如鼠的女孩,若是哪个女孩被他吓哭了,他会表现出胜利后的喜悦,一口气跑回家,把鬼神抛在身后,让女孩子们深受其害。
扫盲班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象我们家里点的煤油灯,一阵风吹过,它就灭了。
后来我把小板凳搬到学校,接受正规的文化教育。
再后来村里的扫盲班也曾办过几次,每一次都会换一位老师,换一次教室,学生也多是新面孔,当然这不能说明那些老生都已经脱盲了,有些是岁数大了的自然因素,有些是到学校上学去了。上面提到的老六要算历届扫盲班的老生,每次扫盲的号召一进村,他就被首当其冲地拉进去。作为班上的大哥大,又是不识理的文盲人,老师常拿他没办法,一次因为上时不听讲,被老师批评了,放学后等老师把教室门锁好(教室是一间多余的牛棚),又走远了,他率领几个伙伴,从旁边的牛屁股下面捧来软软的牛粪,把门锁包得严严实实的。
教扫盲班的老师一般都是队里面,有点文化的叔辈们,他们得不到一分钱报酬,还要遭受牛粪的侮辱,让谁也不愿再为扫盲作奉献……
那些曾经被扫盲的春风吹拂过的人,现已进入了中年,他们一直没有摘掉文盲的帽子,在他们户口本的文化程度一栏里,仍然写着“文盲”二字。他们的生活也因此遭受种种的不便。
※本文作者:无业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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