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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有我们自己。
——吴克群《将军令》
一
民俗这东西，是脆弱的。脆弱的不能移动，不能搬动，一搬动，就要出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喜欢搬动这些原本不能搬动的东西，就像热衷于把那些古董从地底下挖出来，再送到世界各地巡展一样。我们在宣扬文化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其最重要的地域性，忽视整个文化存在的背景，甚至于忽视其存在的主体。仅仅单纯是一种形式，就被我们当作所谓的“民俗”来分析。民俗度假村的苗族吐火，闹市区的纳西文字的书写，以及灯光摧残舞台上的所谓原生态歌曲，种种刻意的表现，最后导致的就是这种文化在产业化的结合下，走向了文化的反面。
文化走出了一道门，又走进了一道门，这就是文化的悖论。
二
一代大师费孝通说，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会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坚强的，走出去还能走回来，这种走回来就是需要一个族群的集体反思，集体觉悟，最后终于变成集体的出走，或是说集体的回归。说白了，文化要沾点仙气，这种仙气就是在民族中的浸染。文化是民族的，然后才能是世界的。脱离了民族谈文化，只是空谈，同样脱离了文化谈民族，更是不可思议。
人们就在这样的思议与不可思议中不断反思，不断向前。就在我们的民族中，都涌动着这样的因素，比如说灿烂的中国红，夺目的大地黄与大海的玄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三原色，同样，在北欧神话中，也是红白蓝三原色令人不断遐想，不断思考——红的是火，白的是雪，蓝的是天。
都是灿烂的红，却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商鞅说，朱者赤也，赤者明也；斯特林堡说，红色给了我灿烂的灵感，促使我的思想不断奔放的前进。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神奇！同样的审美形式——无论是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还是这简单的颜色，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下，居然都会如此的不同，或许这是一种神奇，也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民族自决，也无法为这种审美定义。
红色脱离了华夏大地，就不是灿烂的中国红，白色从浪漫华丽的北欧神话中走出，就不再是令人心仪神往的雪白，亚述人眼中的白，就是一种愚蠢，高卢人眼中的红，竟然是一种挑衅——不知是否和日后的西班牙斗牛有着怎样的神秘渊源？
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往往会存在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东西，这种东西的意义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比如说傩戏只能在湘西地区看到，走出了湘西地区的傩戏只能算是东施效颦；只有安溪的铁观音才是最纯正的铁观音，其余地方的铁观音，大抵只能算是模仿品种罢了，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产生现代性的迷惑以及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原生态文化，原生态艺术，所谓原生态，无非指的是文化的彻底民族性，彻底的原始性，这种民族性与原始性又不是做旧做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走出来，还是模仿，结局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些道理老祖宗们早就洞若观火——
桔生淮北则为桔，桔生淮南则为枳。
三
在不久之前，曾偶然和香港的同行一起出席了一次某县级市举办的古琴文化节，同时出席的还有全国文联党组书记仲呈祥老师。主办方热爱传统文化，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走向小众传播的时刻进行一次文化的诠释，实在难得。但是整个布景却搭建在一个农村的集市之上，高雅的古琴演奏伴随着杀鸡宰鹅的声音令人觉得有一种焚琴煮鹤的悲鸣，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出现了激昂的彝族原生态演唱，再一询问，居然是彝族歌舞的一场演出。
无论是古琴还是彝族歌舞，从本质上看，都是高雅的原生态艺术。若是在凉山州的民族剧院里面，或是中央民族大剧院里面进行一次彝族歌曲的演出，都堪称完美，但是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如此的演奏；古琴毫无疑问是高雅艺术，但是绝对不能置之于这样喧闹的市井当中。且两者虽均为高雅，然审美形式不同，不合适的地方再加上两者完全不同艺术形式的糅杂，说白了，就是一种大杂烩。共3页，当前第1页123※本文作者：布拉格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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