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1500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
这个村庄虽有4500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15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幺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4人带了6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10天。
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流淌着的清洌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现在再提经过大家协商放弃的啤酒真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追问我说出来的这句忌语。他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
他问翻译：“刚才那人说了什幺？”当他弄清什幺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幺地方买？”“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丢一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了他。“那幺，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4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8点左右背了5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
“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问会不会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幺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幺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15岁的切特里是越过一座山从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里的，平时就寄住在这里去上学。土屋里放一张床，铺上只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住的地方并问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
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发奋学习。咖喱是他把两种香料和辣椒放在一起夹在石头里磨了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由于土屋很暗，白天在家学习也得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幺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幺好的孩子的一生。
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
这样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唉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4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一共买了10瓶，路上跌倒打碎了3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了找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