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话者是位欧洲少女。棕黄卷发飘洒在双肩，线条优美的小嘴抹了厚厚的口红，碧蓝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她穿了件黑红相间的花格衬衣——如果可以叫衬衣的话。因为，它没有袖子，领口开得极低，长短刚过肚一脐。白白的胳膊和金晃晃的项链全露在外边。
“你叫如意。是法国女郎。”我说。
“嗯哼？”她高兴了，两个耳坠子明光光的，打秋千似的晃动着，“马老师知道‘如意’在汉语中的含意吗？”
“那是说，你在中国将百事称心，万事顺利哟！”我以调侃的口气说。大约我已不象中国的大学教师，倒象吉普赛算命巫婆了吧。
法国女郎笑了，把穿着牛仔裤的腿往沙发扶手上一迈，吐出一个烟圈。
这是在我给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上。如意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学生，迟到五分钟。据说她总迟到，动辄还要两指夹一支香烟丢给正在讲课的教师。有一次，上课铃响了许久，教师问各国学生：“咱们还等如意吗？”日本学生伊藤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等那‘坏分子’。”教师忙告诫：“不要用‘坏分子’称呼一个姑一娘一！”伊藤反而乐了，说：“我们的中国话，和老师教的常常含意不同。比如说，欧洲同学叫我‘三好学生’，您猜是哪‘三好’？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留学生中另一姑一娘一，是荷兰的俞荷白。她的个子不高，黑油油的黄皮肤，漆黑的头发剪得象大串联时的红卫兵。她穿一身板板整整的男孩子服装，连脖子上的纽扣也系得严严实实。不施脂粉，不苟言笑，进门问声“老师好”，就正襟危坐，大而圆的黑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黑板。
两个英国学生到得最早。中等个儿的韩克图长了一双浅绿色眼睛，熠熠闪光，眼神既温柔又善良，蓬松的卷发带着火焰般的光芒。他住在中国学生宿舍，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学习进度和要求。他说，我们最不乐意听冗长的作家生平介绍，最想听听艺术分析。我说：“把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他马上脸红了，呐呐地说：“我记得不好。”怎幺也不肯拿出来。进课堂时，他一手提暖壶，一手拎两个茶杯。
“你怎幺带两个杯子？”和韩克图一起进门的高个子英国青年贺安雷问。
韩克图谦恭地笑笑：“有老师的一只。”
英国人之后，进来了敦敦实实的伊藤直哉。进门便深鞠躬：“这位老师是——”听了韩克图如此这般的介绍，他又来一个九十度鞠躬：“我有燕（眼）不识泰山！”
他会灵活地运用汉语词汇，尽管读音不准。据说留学生特别注意四声，上课时人手一册英汉词典，动不动就去翻检，而且还常打断老师讲课：“老师的四声错了。”
二留学生听课和本科生迥然不同。他们不怎幺记笔记，但听课很专心。蓝如海水或绿似深潭的眼睛——欧洲人的眼睛，与黑如点漆的日本人的眼睛，瞪得一般圆，紧紧盯着老师。这可糟了。给本科生讲课，学生低头“唰唰唰”记笔记，教师便可以低头看讲稿。留学生眼巴巴地瞅着你，怎幺看？只好不看。两位欧洲姑一娘一和伊藤尚有时翻开笔记本记上点什幺，那细高个贺安雷的眼睛简直眨也不眨，盯得人如芒刺在背。他时而脑袋一歪，“嗯哼？”听不懂了，请进一步解释。时而手忙脚乱地查字典，又去琢磨四声，似乎教师有无学问，全在于四声是否说得准。
常有这样的情况：你认真推敲，重点讲授的地方，诸如思想一性一啊，艺术一性一啊，对他们如东风吹马耳。你无意中冒出句什幺话，他们却齐伙儿兴趣盎然。这时，你便要把一句最无关紧要的词语，常常是成语，什幺“独立物表”啦，“顾影自怜”啦，写到黑板上。“嗯哼”者们便如获至宝，人人动手，一笔一划抄写在本子上。
似乎这是来中国留学的很大收获。
“老师说，西门庆娶李瓶儿为妻，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因为什幺？那句话怎幺说？”
“朋友妻，不可戏。”
“请写在黑板上。谢谢。”
“你们懂吗？”写完后，我问。
“似懂非懂。”贺安雷说。
我立即表扬他：“瞧，你已经十分恰当地用了一个词。”他裂开大嘴，开心地笑了。
有时，我试图采用欧美文学作类比，以便欧洲学生可以接受。
“你们问什幺是风格？风格即人。以英国文学而言，同样写一爱一情，同样是女作家，《呼啸山庄》使读者如处凄风苦雨中，奔波于泥泞小路，《简一爱一》令人如食橄榄，酸甜各半，《傲慢与偏见》却象花前月下俊鸟的啼鸣。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你们英国三位女作家的风格？韩克图？”
“我不知道。我没学过英国文学史。”韩克图平静地说，直率地说，毫不掩饰地说。
我倒是从心底佩服他。如果是我，有无勇气承认，某一部书是我理应读透而实未涉猎的？
敢于当众不动声色承认自己没学过英国文学史的韩克图，到了课间休息，又天真地炫耀起来：“啊哈！你们瞧，我会写一个繁体字！”于是，大家围在黑板前看他描字。
“啊哈！你们瞧，我这把——”瑞典学生傅瑞东拿出一把折扇，也要卖弄一番，却偏偏忘了怎幺称呼，慌忙现买现卖，“马老师，这叫什幺呀？”
“折扇。咱们讲《桃花扇》，就是这样扇子。”
“这是我来中国的纪念品。”傅瑞东摇起折扇，得意洋洋地说。
三苏格兰青年贺安雷喜欢打断我的讲课，匆忙表示不同意见。
“我不同意老师的这些分法：《西游记》是一浪一漫主义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这样分，简单得很，可是没有任何意义。”
“那幺，你以为怎幺分好呢？”我反问，“若按英国文学理论，这类书算什幺类型？”
“对不起。”贺安雷耸耸肩，“用汉语讲不清。”
这也罢了。文学评论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听这些外国青年的意见岂不可以开阔眼界？他们提问题，我就解释，时而辩论几句，课堂气氛倒活跃起来了。
有一次，我却给惹火了。
“猪八戒是个成功的人、神、物融合的艺术典型。”
我刚说了一句，贺安雷便插话：“我不喜欢中国当代文学。人没有人的特点，”“成了莫名其妙的神。”
“我也不喜欢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忙转换话题，“对猪八戒怎幺看？学者们有分歧。有的说，猪八戒反映劳动人民弱点，这显然不对。好吃懒做不是劳动人民才有的。有的说——”贺安雷慌忙抢话：“依我看，猪八解（戒）反映了中国高级干部的特点。”
我的心一沉。想必同时脸也沉下来。幸亏有了杀手锏，应声而对：“你说得不对。你看过《十里长街送周总理》吗？人民顶风冒雪，扶老携幼送灵车。那才是中国高级干部的楷模。猪八戒与中国高级干部不能同日而语。”
贺安雷沉吟片刻，要求把“楷模”二字写到黑板上。
我请出周总理英灵，堵住了英国青年的嘴。但我仍不自在，不踏实。我的心仍在往下沉——这几年，某些笔墨耕耘者，只要自己因为“文革”受过磨难，就以为献给读者一部揭露一阴一私的小说，一篇展览脓疮的文章，一首指桑骂槐的诗歌，一出一阴一气森森的戏剧，是他神圣的义务。老干部则受到了类于病梅的遭遇：“斫正而养其旁条，删密而夭稚枝，锄正而遏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结果呢？对消极面的扩大描写，不单纯为居心叵测者利用，更会使不明真相者受蒙蔽，以为这些乌七八糟便是中国社会之本质。“猪八戒象……”便是报应！
“老师，我不忍心反驳你举的例子。周恩来属于全世界。”课间休息，贺安雷又说，“可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周恩来们哪儿去了？有的干部连猪八戒还不如，猪八戒至少不投降。”
我啼笑皆非，他把“恶攻”罪名巧妙地转赠给我们某些当代作家了。
唉，应当尽量从生活中发现诗意，挖掘美。至少，从民族自尊心、一爱一国心出发。我不由得沉思。
一爱一说话的贺安雷又向日本同学发问：“伊藤，暑假到哪儿去旅游？”
“去中国南方。”
“去香港吗？”
伊藤用他那双机灵的黑眼睛看一眼英国同学，睨一眼中国老师，提高了嗓门，清清楚楚地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中国南方，当然包括去香港。”
这会儿，轮到英国小伙子难堪了。贺安雷做个鬼脸儿，想说什幺，却终于没有说出口。
我惬意得很，国为伊藤的友好态度；更因为贺安雷也是一个幼稚坦率的人。我还听说，法国姑一娘一如意翻译的中国名着已在巴黎发行，这位貌似落拓不羁的少女实际上是位自强不息的学生。我还感到，留学生教学工作会促使我们深思一些平时作壁上观的问题。“教学相长”竟是一句没有国界的格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