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救护飞机从菲律宾起飞的航程真是累得人一精一疲力荆我们先是在日本、然后在阿拉斯加、再在伊利诺斯等各空军基地停留，直至最后降落在首都华盛顿。
我从华盛顿给住在纽约白原的亲属打了个电话。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被送往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然后，在1967年那个7月4日的周末后再被送到费城郊外的溪谷福治总医院。
就在我挂断电话之前，我对母亲说：“一妈一妈一，你最好给迪基打个电话。”他会给我的朋友传话，告诉他们我已经从城南回国，丢一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会负起责任的。
我俩是在幼年童子军相识的，也许是小学四年级吧。从那以后我们就总是顶牛。他至今还说，那是六年级的事。
第二天，我母亲和两个姐妹到迪克斯堡医院来探望我，这是我们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见面。我没什幺可看的：体重只剩下102磅，在幸存下来的那条腿上有许多大伤口，双眼深陷进眼窝里，全身到处都插满了管子。总之，我再也不是他们在我第二次去越南前所见到的那个身高6.2英尺，体重180磅，头戴绿色贝雷帽的我了。
在我的家人离开之后，我的房间里挤满了迪克·埃利希以及由他集拢来的几位朋友。即使我当时的外貌使他感到震惊，他也没有流露出来。一年后他告诉我：“你当时看上去就像是被单上的一条卷纹，真是显得太瘦小了。”我所能记住的，只是当他腋下夹一着装有六个瓶装食品的纸匣大步流星跨过门口时，我的泪水禁不住直往下淌。
当他们要离去时，我的一位朋友牛蒂说：“你得准备好过劳动节，我们要把你带到长岛的家里。”对于我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事，当时我只希望能把我的疼痛止祝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只要有可能，迪克就从老远到医院来看望我，在路上要花掉他三个半小时。其他朋友也常来。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他想象不到，在我的家人和熟人面前装做若无其事之后，伏一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幺。
只要他在那里，那就意味着比什幺都重要。
劳动节到来时，我的朋友们按原定计划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度周末。我吓坏了，我还是得离开医院这个安全地带了。于是我开始编造各种借口，但是他们来了，好歹要把我带走。
周末过得很愉快，看来生活还不是完全那幺槽糕。我甚至鼓起勇气叫迪克替一我把腿部残肢上的敷料换掉。他并没有畏缩。我怀疑，如果换了我，我是否也能为他这样做。
迪克开车把我送回医院。劳动节那天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前面。我态度强硬起来。迪克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偏执，只是说：“想吃点什幺吗？我饿坏了，开车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不饿，”我答道，“我在车里等你好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瞧，尽管我痛恨那场战争，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好了，让我们试试吧。你单脚跳着坐到轮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厅的座位前，你再从轮椅里跳出来，坐下，然后我们就吃东西，好吗？如果这令你太难受，我们离开就是了。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事情不会弄到你想象中那样槽的，不会完全是那样的。”
事实的确像他所说的一样，情况根本就不是那幺糟糕。这时我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礼，是第一次跳伞，第一次交火，我没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我还继续在医院留医，但我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我已经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我费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迪克还记得，在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我是多幺喜一爱一作冲一浪一运动，所以他问我：“杨冲一浪一吗？”“不，我想，看看书就行了。”
“冲一浪一会令你心烦吗？”他问道。
“那幺，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干吧。”
我把假臂和假腿拿掉，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单脚跳进一浪一涛中。我一往无前。
就在那一年我迁到加利福尼亚读大学，然后又进了法学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当有什幺事令我“心烦”时，我都像那次冲一浪一一样，绝不退缩。我学会了滑雪，又可以跳降落伞了，并用了三个夏季环游世界。
从1979至1981年，我经管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那是为18到23岁的年青人作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训练”结束时，我总是问那些队员，他们是否看过《猪鹿人》，那些知道这部电一影的人全都认为，那是一部与越南有关的电一影。
而我则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不对，那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一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犹疑地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电一影。”
37年前我遇上了我的猎鹿人。
谢谢了，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