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去黑龙江出差，为我捎回一只旧式的怀表。镀银外壳、罗马字盘、航海图案，古色古香。在上衣口袋里挂上这样的表，便平添几分古典绅士般的风采，很让人高兴。
表盘上有字：MADE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产，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产，我便无从辨别了。只想到，倘是前者，这表就近乎文物；若是后者，那属旧壳表新制，如同我们各地正在修建和制造的种种假古董一样。
但这表，我还是挺喜欢的。即使是新制吧，它也制得一丝不苟，古朴典雅，又走得极准，并不糊弄人的。
“老一毛一子”的东西，我一向喜欢。虽有傻大黑粗的讥评，却皮实，用着让人放心。15年前，茅以升先生的外孙女在我们班上读书，她告诉我她外公60年代从苏联捎回一台冰箱，一直使用至今（1980年），所以我在选购冰箱时竟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苏产的萨拉托夫牌。这冰箱容积小，噪音大，可用了十几年，眼见得别人家的冰箱一台台坏，一台台修，它却嗡嗡地响叫着从不出一丝半点儿的一毛一玻甚至到了我都盼它不如坏掉，好去另换一台大一些的时候，它也依然嗡嗡嗡嗡地恪尽职守。
我的电动剃须刀，一抽一屉里扔着六七把，上海、浙江、深圳、日本产的都有。它们似乎抗不住我的浓密又坚一硬的胡须，纷纷地折戟沉沙败下阵来。后来偶逛洋货市场，见摊头上有卖俄罗斯生产的剃须刀，就买了一把。这家伙既大又笨，用交流电，每一开机，声音竟像开过来一架小飞机。然而它实用，小型康拜因一般，收割着我的胡须，至今半年过了，竟不见半点小一毛一玻
都道文如其人，其实货也如其人。于是我想到在遥远的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的那个被叫做俄罗斯的邻人们。他们的一性一格也一定似我的冰箱、我的剃刀和我怀中的怀表一样，沉甸甸的厚重吧？听说我们一精一明的同胞曾把鸡一毛一干草塞一进羽绒服里冒充鸭绒，用伪劣的牛仔服装和“礼拜鞋”去换俄罗斯人的一毛一毯、厚呢大衣、望远镜、照相机什幺的，我心里便充满了黯然。除去诚实者不可欺的古训之外，我还以为这里边还包含了一种比较。而这一比，竟又会比出我们一些人的许多卑劣来。
我的祖上是闯关东的农民。闯来闯去，曾祖父竟然闯到海参崴去。我对俄罗斯人的印象，最初就是从曾祖父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的。说起房子，曾祖父说：“老一毛一子的房子，嘿，全是石头砌的，一尺厚。”谈到衣服，曾祖父说：“老一毛一子的大氅，呢子有二指厚，一件能披一辈子。”至于面包，曾祖父说：“老一毛一子的大列巴才是面包呢，小枕头似的，拿刀一片片地切着吃。”然后说起人，曾祖父的评价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大大咧咧的，挺一实诚，傻乎乎的劲头上来，什幺都舍得给别人。”我从曾祖父那里获知的俄罗斯人的印象，后来在俄罗斯的小说和电一影中得了到证实。兴许是国土辽阔造成了人们心灵空间阔大，地处北国，艰难的生存条件形成一人的坚韧的求生本一性一的缘故吧，我从文字中接触到的俄罗斯人，大都粗犷、豪放、厚重、诚实。男人好喝酒，喝醉了打老婆；而女人则肯干、柔韧、能吃苦。这是个历经苦难，却百折不挠，诚实、执着而又沉甸甸的民族。
我的故乡闯关东闯到俄罗斯去的人远非曾祖父一个。本村一位李姓的老人，就是当年闯过关东，去过北国，“文革”期间从俄罗斯返回来的。他在莫斯科效外种了半个世纪的蔬菜，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并不错。迟暮时刻耐不住乡恋的折磨，悄悄回故乡来，不料一病不起，终于逝于山村的土炕上。不知他的魂灵如今飘游何处，亦不知临终时刻，他是否想起那养育了他半个世纪的冰雪的异乡。
前年夏天去青岛，大连作家邓刚讲了不少俄罗斯人的故事。邓君谈吐诙谐，凡有描述，绘声绘色，极尽穷其本相之能事，让我更加真切地能摸一到俄罗斯人的诚实与厚重的一性一格。邓刚数度赴俄，他的介绍和描绘理当不讹。后来又见他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俄罗斯酒鬼》，百般风趣，把俄罗斯人的敦厚、粗豪，勾画得入木三分，读罢忍俊不禁，又反复思之，竟又咂出若干苦涩与酸辛来。
尽管我知道我们与俄罗斯人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历史，也听说当年的红军在东北的某些传闻，但我还是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怀有着真诚的好感。作为一个民族，厚重、诚实、坚韧、不屈，总比狡猾、一奸一诈、浮华、堕一落乃至专工小计好。何况，他们一点都不“傻乎乎的”，他们曾经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高度的文明文化，就是明证。也许他们正在经受着苦难，但是一个诚实不屈的民族，难道会被历史的沟壑挡住而不跨越过去吗？现在，在会议或课堂上，当我从怀中取出沉甸甸的带着我的体温的怀表查看时间时，时针便和俄罗斯人凝重的蓝眼睛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心中便常常涌起一片祝福友人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