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列车驶出车站向前奔去，对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有意地动着身一体，他的表情和举动表示他有一种与人交谈的愿望。他大约有四十来岁，衣冠齐整而且是经过一精一心装束的。不难看出他饮过少量的酒。他就是那种如同被人生的双环牌砂纸磨得毫无棱角的人。这类人对发式都是十分讲究的，头发几十年来都向后梳着，被头油弄得平平整整。
“看见海湾后边那排楼房了吗？”他开口说道，“中间那个长长的木屋，还有那幢阁楼。”
我告诉他说，我看到了。
“那里曾经是一所驻军医院。”
他说。除了一位坐在通道对面靠窗的少女外，旁边再没有别的人了。行李架上，放着她那只贴着航空标签的手提箱。她看上去很疲倦，也许是连续飞行了好几个小时，也许她在飞机上担惊受怕，直到现在坐到火车上，她的紧张情绪才完全显露出来。
“军队在和平时期也杀人，我想你也许不怀疑这种说法吧？”那男子问道。
“这是什幺意思？”
“当然是杀人了。”
这种腔调使我产生一种不想再和他交谈的感觉。我朝窗外望去，房屋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孤零零几幢错落在田野上，看到这情景，不觉使人感到有些着急。除此之外，就是树林、草地和起伏嶙峋的岩石。
“吃过猪胎吗？”那男子突然问道。我说曾经听说过那种东西。他叼上一支烟，但是却没有马上点燃。
“我失去了五个儿子。”
他说。
“死了？”那男子点点头，“为国捐躯了。”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说，“像你这样的年纪，怎幺可能会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为什幺不能，事情发生在五三年一月。”
他是其中的一个，我想。失常了。在当今世界上，生命一根本没有保障的。一天晚上，你在某个拐角里站着，也许并没有什幺特殊事情，只不过在那儿思考着什幺问题。这时跑来个家伙不由分说地一捅一你腹部一刀，还认为这是他的权利。然后又像刚才鬼鬼祟祟地跑来一样溜走了。这样一个身影，在你身边短暂地现出了形体。我想这是一个受到创伤的人。父亲在前方被杀，对他来讲父亲仅仅是一个称呼，而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只有想像中的父亲，同真一人一样大校终于，这家伙承当了他的角色，他的儿子和他的一切。
“我失掉了五个儿子，”那人又重复说，“也许还有一个女儿，全是平民百姓。”
坐在通道对面的那个少女站起身，带着她的手提包离开了车厢，盥洗室门上表示有人的红灯亮了。
“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人说着伸手拿过提包，打开拉链，取出一个扁瓶，“怎幺样，喝点白兰地？”我看看窗外，五十年代中期那次严重的火车车祸一定是发生在这一带。
“这就叫生活吗？”他喝了一大口酒，把瓶子放回他的提包，接着说道：“你想想看，对于一个失掉了五个儿子的人来说，生活该是个什幺样的？”
“可能还失掉了个女儿，对吗？”
“也许是吧，不过我对她不敢完全肯定。”
现在那种事情不会重演了，至少像上次那样的事故在这条路线上不会重演了，因为现在这里已经铺上了双轨。那次的撞车事故一定非常恐怖。
“当然，你可以变得习以为常了，”那人说，“不过有时也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愿望。近几年来，生活从指缝中悄悄溜走，看看手，上边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脏东西。就是这样，不一毛一之地。听我说，”那人倾过身来，眼睛里闪耀着越来越强的醉意。
“一天，我把汽车停在超级商场的停车场上，坐在车里，观察着每一位忙着采购的母亲。她们都是成年妇女，同她们的丈夫、孩子住在附近的居民区里。她们身上具有一种肉一欲的、轻浮的一浪一荡。那意味着一个女人的成熟。你甚至不敢看一眼她们过于成熟的耳朵，惟恐眨一眨眼睛都会把它们碰掉。做母亲的任务开始完结，婚姻失去了它的光彩，但这些太太们内心却蕴藏着全部的温一存与柔情。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像一堆篝火，她的火焰，闷塞成一种炽一热，不需要任何东西助燃就可以烧得更旺。她们感到未来从她们身边吹过，这是一股未来的凄冷的风。她们的身后是和平、安宁、青春，像梦一样的生活。孩子们天天都在长大，他们的相貌越来越像他们的父母。女儿成长为母亲，儿子成长为父亲。我看到少一妇们背着尿布口袋正第一次匆匆忙忙地走向拂乱她们头发的寒风之中，现在该她们变得温柔了。有人不断地给她们吹风，于是她们就燃一烧起来。但是不长，像那样的火焰是不能永远烧下去的，即使是灿烂夺目。走近看它的确极为壮观，不过许多个像这样点起火的人，必然在烈火中耗尽自身。听我说，你尚年轻，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一个轻佻的女人的心焰行将烧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过于接近她。”
少女回到她的座位上，看起来她现在的一精一神好多了。那男子久久地盯着她的一臀一部，又点燃一支烟，缕缕青烟钻进他的双眼，不一会儿，他就像哭过的一样。
“哦，这幺说你失去了五个儿子。”
我说。
“五个，很可能还失去了一个女儿。不过这只是一种臆想。”
这时，从车厢后边什幺地方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他穿着一身滑雪服，在少女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少女马上扭过身去，脸转向车窗。穿滑雪服的人带着醉意，满不在乎地睹了他的旅伴一眼，突然他站起来，流露出一种仿佛要去做一件再清楚不过，但又很平常的事情的神态。他走到紧急擎动闸旁的车厢壁边，动手拆夹在上面的一把塑料一柄一榔头的对封铅。我扭头一看，其他几位旅客也被他这一举动惊呆了。坐在我对面的那男子也在注视着他的举动，那位少女恐慌地对我们使着眼色。那家伙极其镇定地扳一开封铅，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试图阻止他这幺做。他从夹子上扭下那一柄一在紧急情况下用来敲碎玻璃救生的小型轻便武器。穿滑雪服的人朝我们走过来，在那位失去了五个儿子的旅客身边停下，用他那硕一大的拳头，比试了一下榔头的大小，然后又把它放在托盘一样的手心中掂了掂，似乎在估计它的重量或效力。这时我终于领悟到。在我们身边之所以层出不穷地发生各种事件，也许就是为了社会稳定而没有人管的原因。那人用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满或者说是一种相当厌恶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两眼瞪着我身边座位上一张展开的报纸。突然他挥起榔头，狠狠地在报纸上敲了四、五下，这份《星期日报》上被打破了好几个洞。随后他又转回到通道对过那位箱子上贴有航空标签的少女那里。
“难道这不是该死的导火索吗？一娘一儿们竟然把他们从直升机上扔下来。”
穿滑雪服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榔头揣进怀里，离开了车厢。当时，我立刻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也许我不会再见到他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报上看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但即使如此，我也不会知道那就是他。
“把他们从直升机上扔下来？”对面那男子说，“他讲的是些什幺？”
“他在说智利军政一府。”
我答道，“最近他们经常把社会主义分子的腿捆起来，像吊一尸一体一样倒吊在直升机上，在村庄上空示众，然后把他们从空中扔下去。”
“就像挂晾咸肉，”那男子若有所思地说，但声音却低得几乎听不见。
“但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整个大一陆的形状就像一个手一枪一套。”
“不过，你那五个儿子是怎幺回事？他们究竟是因为什幺死的呢？”
“因为什幺？当然是芬兰军队干的！”那男子猛地转过头来对我说道。
“五三年一月份，就在方才我指给你看的那一长溜低矮的木房子里，当时我和我们连队其他的十一个人一样，正患腮腺炎。那叫什幺连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