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牧
冯牧（1919～1996），北京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着有通讯特写集《新战士时来亮》，文学评论集《繁花与草》、《激流小集》，散文集《冯牧散文选》等。
在中国的谚语中，有“久病成医”之说，却从未见有人提出过“久病延年”这样的接近于“二义悖反”的说法。
应当说，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或是“创造”。
大约在“文革”后期，我刚从被流放的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萧然而又百无聊赖；大约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关，我曾有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相对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时我既无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无执笔写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读书，享受那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外，我还曾经用篆刻来排遣那漫长的时日。我从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谱中发现了一幅铭刻在秦汉瓦当上的铭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笔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闲章，是仿汉印小篆体的四个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种自勉，又是一种和老朋友之间的共勉。印章中的这个“病”字，其实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当时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风暴，为我们这些从青年时代起便决心献身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既表现在心灵上也表现在肉体上）。我和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怀有这样的心情：无论我们所身受的压力有多幺沉重，无论我们仍将面临着多幺严重的生死考验，我们都要坚定地斗争下去和顽强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国命运推向深渊的邪恶势力垮台为止。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期望值并不高，记得在当时我和几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会中，我曾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朱丹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让我亲眼看到一江一青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倒台，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个星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话，我后来也对郭小川讲过。他同意我的话，却又批评我太悲观了，尽管他后来悲惨的经历，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要比我悲观得多。
但无论如何，在那与其说是忍辱负重毋宁说是忍辱偷生的岁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信纸的一角钤上这方题为“久病延年”的闲章，作为期望，作为激励，也作为一种袒露心灵的表示。后来，我又刻了好几方同样的图章，分赠给几位能够懂得它的含义的朋友，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朋友的会心的赞可；我相信，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手中。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件事情大约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谈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这方图章所包含的一层意思。“久病延年”中的这个“病”字，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一层实实在在的意思。这指的是，对于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这样的当时身体很不健康的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有一种建立在坚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一种旷达而开阔的胸怀和心情，一种时刻都能自觉地发挥精神上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一种正常的、既是随心所欲又是有所节制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艰难的条件下，平安地顽强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可以为我的这个主观论断作出相当充分的印证。我始终认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从十七岁起便患上了相当严重的肺结核和肋膜炎（后来又发展为慢性脓胸），再加上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严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说，将近六十年以来，我从来都是与疾病为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可以称为“健康人”的日子。记得一九三八年初，我带病逃离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才来到延安，其间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人所难于想见的。我父亲（一位正直的知名学者），曾经以焦虑的心情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绝不反对我参加革命，但以我的身体状况，他担心我活不到三十岁……。但是，后来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艰难地）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正准备和野战部队渡过长一江一，住在一个担任突击部队的一团一指挥所里，当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一天我正在进入“而立之年”），而且随后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与了解放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大部分战役，最后，经过了几千里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长途行军，来到了云南边疆。
我的生命在云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里的医院以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治好了我的结核病和大体上控制了我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但是，对于我的脓胸病，医生们却表示了一种束手无策的忧虑。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我能够顺利地活过了三十岁，是由于一种幸运的机遇，是由于一种带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运对我的宽容与厚爱。
我的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在一九五六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被送到北京来做大手术；云南的医院怀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过早地透露给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说，我当时不但没有被这个可以摧毁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压倒，而且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豁达而平静的心境。我想，这种心境，是使我后来得以顺利地战胜无数次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难，而能够继续顽强地活了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两位杰出的医生——着名的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和黄国俊教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条件下，他们为我做了一个长达十个小时的开胸手术，基本上解决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脓胸症——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包囊性脓胸”。用黄国俊的话来说是：“我们从你右胸里给你摘除了一个中号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于对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当时还对我说：“你不要悲观，像你得的这种病，在我们的病例记载当中，存活率很高，有长达十一年后现在仍然健在！”
听了这些话，我当时不但感到高兴，而且还为此激动不已。我想，我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给他们创造一个新纪录——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呢！
而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已经“存活”了三十八年。而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经历的，又绝非是一条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生活道路。尽管在这漫长岁月中，我又经受了那幺多的意想不到的疾风骤雨的冲击，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过的每一段生活历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击前进的，不论是幸，还是不幸，反正至今虽然我所拥有的依然是一副时时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躯，我却仍然能够生活得平静而自如，仍然能够为我所献身的事业做出点点滴滴的微小却是无愧于心的奉献。而且在不久之前，刚刚愉快地度过了我的七十五岁生日。
有不少人曾经向我问起过我的“养生之道”，怎样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却往往难以作答。我平生与烟酒无缘。我从来不吃补品，也不练“气功”，除了热衷于长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进行持之以恒的体力锻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保护身体而必须屈从于种种纯属臆想的违反自然的“清规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对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认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绝不动摇。对于种种邪恶现象，我也绝不缺少那种嫉恶如仇的义愤。但我也始终认为，人应当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我承认，我的性格也许过分一温一和和过分宽容，以至于从延安时期直到现在，我头上长期被扣上的“一温一情主义”和“缺乏斗争性”这两顶帽子，从来没有摘掉过，有人甚至因此以“东郭先生”相讥，我对此也并不介意。我的一条自然形成的准则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原则问题，我绝不含糊，而对于那种纷至沓来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谈，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计较，也绝不跟自己过不去的态度。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
就是这样，我走过了自己艰难而又无愧无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已经大大地、超额百分之三百地完成了我父亲当年所期望于我的“生命计划”。对此，许多人为我庆幸，有人则不那幺高兴，但对我来说，至少是为人们提一供了一个“久病”也能够“延年”的绝非虚构的范例。因此，不管怎样，“久病延年”这四个字一直被我视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也能由此得到一点启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