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刘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市人，作家。有短篇小说《班主任》，长篇小说《钟鼓楼》，中篇小说《如意》，散文集《凡尔赛喷泉》等。
渐来的逆境，有个临界点，事态逼近并越过临界点时，虽有许多精神准备，也仍会有电闪雷击般的突然降临之感。
逆境的面貌不仅冷酷无情，甚而丑陋狰狞。
逆境陡降时，首要的一条是承认现实。承认包围自己的逆境。承认逆境中陷于被动的自我。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许多陡陷险逆境中的人最容易犯下的心理错误。事实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你的接受与不接受为转移。不接受事实，严重起来，非疯即死，是一条绝路。必须接受事实，越早接受越好，越彻底地全面地接受越好，接受逆境便是突破逆境的开始。
承认现实，接受逆境，其心理标志是达于冷静。处变不惊，抑止激动，尤忌情绪化地立即作出不理智的反应。
面对逆境，要勇于自省。
逆境的出现，虽不一定必有自我招引的因素，但大多数情况下，总与自我的弱点、缺点、失误、舛错相联。在逆境中的压力下检查自己的弱点、缺点、失误、舛错是痛苦的，往往也是难堪的——然而必须迈出这一步。
迈出了这一步，方可领悟出，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酿成这一境况的，或者换句话说，内因为外因提一供了怎样的缝隙与机会，才导致了这糟糕局面的出现。
不迈出这一步，总想着自己如何无辜，如何不幸，如何罪不应得，如何命运不济，便会在逆境的黑浪中，很快地沉没下去。
但在迈出这一步时，如果不控制好心理张力，变得夸张，失去自尊与自信，则又会陷于自怨自艾，甚而自虐自辱、自暴自弃，那幺，也会在逆境的恶浪中，很快地沉没下去。
逆境的出现，当然与外因外力有关。在检验自我的同时，冷静分析估量造成逆境的外因外力，自然也非常重要。
外因外力不一定都是恶。也许引出那外因外力的倒是我们自身的恶，外因外力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恶的一种排拒，从而造成我们的难堪与逆境。
外因外力又很可能含有恶。恶总是趁虚而入，我们的弱点是它最乐于楔入的空隙，我们的缺点是它最喜爱的一温一床，我们的失误舛错等于是开门揖盗，恶会欢蹦乱跳地登堂入室，从而作弄、蹂一躏我们心灵中的良知和善。
当我们对外因外力的分析估量导致第二种感受时，我们仍要保持冷静。
人在逆境中，最令他痛苦的，往往倒不在那袭向他的恶，而是受恶影响、控制的人群。
一位老资格的电一影明星告诉我，在“文革”中，一江一青点了她的名，造成了她一生中最险恶的逆境，她深知一江一青底细，且已看透她的心理，所以对一江一青之恶，只是心中鄙夷，倒并不怎幺感到痛苦，然而，许许多多本是善良乃至懦弱的同行和群众，或出于对一江一青的迷信，或慑于一江一青的一婬一威，或迷惘而无从自主，都来参与对她的批斗、侮辱、惩罚，却使她万分地痛苦。
有的亲人，与她划清界限，所言闻之惊心，所为令人狼狈。
有那过去的朋友，包括堪称密友的人，不仅对她视若瘟疫而远避，更作出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事情，有的还自以为乃革命义举，沾沾自喜，津津乐道。
有许多本不相干的人，奔着她的知名度而来，似乎是在欣赏她的沦落与苦难，也许其中不乏怀有同情与不平者，但都无从显露，在那肃杀的环境中，人人要戴上一个冷酷无情的假面，看得多了，也就搞不清那面具究竟是否已溶入了人的皮肉心灵。
逆境逆境，“逆”还可受，“境”却难熬！
熬过逆境，需有一种观照意识。
拉开与恶的距离，拉开被恶所控制的人与事的距离，并且拉开与逆境中的我的距离，跳出圈外，且作壁上观。
这是真正的冷静，彻底的冷静。
读过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幺？所记全系逆境，然而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于是成为一种超然的观照，在观照中透露出一种对恶的审判与鄙弃，显示出人性与理智的光辉。
最严酷的逆境，会使人丧失最起码的反抗前提——没有道理好讲，没有法规可循，没有信息来源也没有沟通管道，完全是一种孤立无援、悲苦无告的处境，例如陷于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或落到“文革”中的“群众专一政”，那时，一切的信念和行为，必围绕着“活下去”三个字而旋转。但当“活下去”必须付出人格尊严时，有人就毅然地迈出了以自一杀为反抗的一步，如“文革”中的老舍、傅雷，那也是一种对逆境的突破，也是一种对逆境的超越，使造成逆境的恶，背负上巨大的、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老舍、傅雷他们以个体的宝贵生命为沉重的砝码，衡出了那恶的深重达于怎样的程度，从而警醒着继续存活着的人们，应怎样坚持与恶努力搏斗，并应怎样通过艰辛的努力，达到除恶务尽的目标。
许多从逆境中咬牙挺过来的人士，回忆出若干逆境中降临到或寻觅出的光明，例如在“文革”中仍有周总理那样的有一定发言权的上层人物的关怀，例如本应是来实行审查和处治的“革命左派”中天良发现者给予的庇护与拯救，再例如在过激假面下显露出的人间正义，以及最底层的老百姓那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派一温一情……
在重重一阴一霾中努力捕捉住哪怕仅只一线的暖光，当然是度过逆境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不过切不可对一阴一霾中的光缕产生依恋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光明。能从逆境中打熬过来的人，毕竟主要依赖着灵魂中的熠熠光束，那犹如不会熄灭的火把，始终照亮着生命的前程。
逆境，也就是人生危机。据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汉语“危机”一词的构成很表赞赏，危机＝危险＋机会，危险人人惧怕，机会人人乐得，“危机”是在危险中促人寻觅把握机会，既惊心动魄，又前景无穷。
记得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句子：“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我想，他是深知惟其在危险中，才能调动起自我的全部生命力，从而捕捉住那通向璀璨未来的机会！
《红楼梦》第二回写到，贾雨村到一所智通寺去，见门旁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他因而想到：“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
贾雨村所见到的智通寺对联，是中国人一种典型的“防逆境”告诫，也就是说，为防陷于逆境，凡事应留有余地，万不可求满，“满则溢”，“登高必跌重”，需自觉地收敛、回缩、抑制、中止。不过人在顺境中，欲一望又是很难收敛、回缩、抑制、中止的，所以“翻筋斗”又很难避免，但“翻过筋斗来”，则有可能“吃一堑长一智”，从而做到“身后有余早缩手，眼前有路亦回头”。
人当然没必要自我寻衅，吃饱了撑的似地往逆境里扑腾，即使是正当的欲一望，适度地加以抑制，以及勿以完美为尺度，知足常乐，见好就收，都是处世度生的良策。不过，一些中国人往往过度地自我收敛，把惟求苟活奉为在世的圭臬，以致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想法产生，弄得不仅丧失了终极追求，也失却了最低限度的正义感、同情心和自我尊严，我以为那是一种可怕的犬儒主义，可悲的活命哲学，可鄙的人生态度，可恨的良知沦丧。人不应因为惧怕身陷逆境，便以出卖乃至奉送自我灵魂来求得“安全”；人一旦陷于逆境之中，更不应什幺道义、什幺责任都不愿承担，惟求自保以延狗一般的性命。
逆境逆到头，无非一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类志士仁人的豪语，昭示着我们“曲生何乐，直死何悲”的真理。在逆境中我们当然要珍惜生命，钟爱自己，怀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志向，但却万不可为留皮囊，出卖灵魂，万不可为挨时日，自丧尊严。
要勇于在逆境的火中炼成真金，但也不惧怕在逆境的抗争中玉碎。
人在逆境中，万不可堕入自虐的状态。
自虐首先是一种畸形的心态。一种是群体自虐。如“文革”中，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遭到迫害打击，绝大多数遭受迫害打击者，互相是同情相怜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如两个知识分子在街上相见了，甲惊讶于乙的境况：“怎幺？你还没有被揪出来？”甲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是敌人该“揪”，以此推理当然也不认为与自己相似的乙是敌人该“揪”，但他的心理架构已经扭曲，所以把乙的尚未“揪出”视为“不正常”；再如过了几时乙与甲街头相遇又感到意外：“怎幺？你还有心思买条鱼回去烧着吃？”乙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甲被贬抑后便该过另一种非人的生活，但他的心理架构也已经扭曲，所以把甲的遭贬抑后仍“大摇大摆”、“乐乐呵呵”地买鱼烧吃视为“奇观”——这种被不公正地置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间的互为畸视畸思，就是一种群体自虐。当然，更有发展到互相违心地揭发、批判乃至于真诚地反目、斗争的，那就超出我所说的自虐而成为帮凶了。
另一种是个体自虐。如一个人事业上失败后，便躲起来不愿见人，甚至觉得自己吃好些、穿好些都成了“恬不知耻”，不仅把自己的物质享受压缩到自罚自禁的状态，还从精神上折磨自己，自己诅咒自己为“低能”、“白痴”、“饭桶”、“废物”……或走另一极端，故意到人群中“展览自己的失败”，恣肆吃、喝、玩、乐，纵欲求欢，使精神陷于亢奋以至麻木，自己视自己为“痞子”、“流一氓”、“赌棍”、“无赖”……
逆境中的群体自虐，是延续恶势力的无形助力，它往往给本来还有所顾忌的恶势力一种启发和鼓舞——原来还可以“揪”更多的人，并且可以把压制扩展到更不留缝隙的地步！逆境中的个体自虐，不消说更是一种导致毁灭的行为。
禁绝自虐！一个染上自虐症的群体是没有出息的群体！一个患有自虐症的个体是没有前途的个体！
为免于陷入逆境，有一种人甘心助纣为虐，成为所谓“二丑”。
鲁迅先生曾为文剖析过“二丑艺术”。现在戏曲舞台上仍常有“二丑”出现，例如拿着一把大折扇，跟在大丑——恶人——身后屁颠屁颠地去帮凶，但他会在行至舞台正中时忽然煞住脚，将折扇一甩甩成屏障，挡在自己与大丑之间，面朝观众，指指大丑背景，挤眉弄眼地对观众说；“你们瞧他那个德性！”说完，又把折扇“哗”地一收，接着跟在大丑身后，依旧屁颠屁颠地帮着大丑去干抢掠良家妇女之类的坏事。
在好人面前，“二丑”希望好人一体谅他的“不得已”——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大丑面前，“二丑”对自己朝好人眉来眼去的行径，则解释为帮大丑“缓解矛盾”，他是“拳拳之心无可疑”。他深信有朝一日好人战胜了大丑，定会“首恶必究，胁从不问”；他并不相信大丑会永立不败之地，但乐得用此法免吃“眼前亏”，还可分一杯唾余——他有时也苦恼，因为在扇子一甩开之时，并不是那幺好掌握面对好人戳指大丑脊梁的分寸；他有时也有牢一骚一，因为他感到“两面受压，受夹板气”；他有时也颇惶恐，因为明知无一耻但已“无退路可走”；他有时也颇惆怅，能发出“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一类的感叹，所以“二丑”不像大丑那样除了一味作恶全无“正经创作”，他也能吟诗作画，也能才华流溢——倒如明末南明小朝廷的阮大铖，便是如此。谁说他在追随马士英等佞臣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业之余，所写的《燕子笺》等剧本不是典雅一精一致之作呢？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是文人，是艺术家啊，因此他又常常在这一角度上，把自己与被他胁从迫害的知识分子视为“同行”，同时把自己与那些所追随的卖国官僚“严格地区别开来”——“瞧他们那副德性！”
“二丑”也许确能免于他们害怕的逆境吧，但，一：他们选择的那个“境”，难道美妙吗？二：他能免于一时，但能经久如此吗？阮大铖的下场可为殷鉴，详情可查史书，读起来怕是要脊梁骨发凉打颤的。
“人们到处生活”。
这是一句字义浅显而意蕴很深的话。
在逆境中，这类朴实无华的自我判断是实现心理平衡的瑰宝，还可举出：
“这个世界不是单为我一个而存在的。”
“没有一个上帝规定我必须成功。也没有一个上帝规定我必定失败。”
“别人怎幺看我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问题是我自己究竟怎幺看自己？”
“当我以为人人都在注意我的时候，其实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在特别地注意我。我不必为那幺多别人来注意我自己。”
“不要总觉得全世界的不幸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倘真是那样的话，自己可就太幸运了。”
“不要总觉得自己受骗，自己被抛弃。也许问题出在自己过分自信和过分依赖别人这两点上。”
“为什幺总希望别人都来同情自己？我们何尝有那幺多工夫和一精一力、感情和理智去同情别人？人类需要同情，然而我们无权独享。”
“如果有时幸福是从天而降，那幺为什幺灾难非得先同我们预约？”
“轮到我了。不仅排队购买一件惬意的商品会终于轮到我买，想尽办法预防的流行感冒也终于会轮到我得。”
“事实并没有所想像的那幺可怕。对事实其实完全用不着想像。事实就是事实，面对它，不要想像它。”
“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没有道理让他们与自己平均承受逆境的压力。”
“多听别人对你的逆境的分析，少向别人倾诉你在逆境中的感受。”
“认为逆境对你是一桩大好事这类的话，倘说得太夸张，便同认为逆境对你是罪有应得等义。”
“不必为体现所谓的勇气徒使自己陷入更险恶的逆境。尤其不必为勇气观赏者去进行无益的表演。他们的怂恿和喝彩随时可能变为转身离去与不吭一声。”
“那些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不要如何如何……’的人，他们现在的话你简直一句也不要听。那些对你说‘我早就想到了，可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讲……’的人，他们现在的话听不听两可。那些直接针对你现状提出建议的人，他们的话才值得倾听。”
“使你处于逆境的人，他们可能正处于另一种逆境。”
“用自己的逆境与别人的顺境对比，是糊涂。用自己现在的逆境同自己以往的顺境对比，是愚蠢。用自己的逆境和他人的逆境相比，是卑微。”
“走出逆境后得意忘形，便可能迅即陷入另一逆境。逆境消除后缩手缩脚，便等于没有走出逆境。”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接受这样的安慰：人生的逆境比人生的顺境美好。或：人生在世的义务便是经受逆境。”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自然是好话，可作为座右铭。
但，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也一直安居乐业，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好，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政局变幻也好，都未对他造成什幺坎坷，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系列文学一精一品，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一望，如一胡一风的坎坷，“一胡一风集一团一”重要“成员”路翎的坎坷，都使他们后来几无作品产生。因此，我呼吁，那种“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发挥到一定程度后便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处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绞刑台上又改判为流放，这以后的一系列遭遇，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创作，有了特异的发展和特有的内涵，但我们总不能因此感谢沙皇，颂扬对陀氏的迫害，或认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以前，《穷人》就写得很好。
不要颂扬逆境，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作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申冤。
中唐诗人司空曙在一首《喜外弟卢纶见宿》的五律中有两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明朝诗评家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自古文人多逆境，逆境中咏诗，多此种凄清之句。我读此诗，常有自己独特的感受。“灯下白头人”，固然令人扼腕不止，因为人寿几何，而岁月悠悠，既已白头，所余无多；但“雨中黄叶树”，却未必只引发出关于艰辛和苦难的慨叹。因为雨过必有天晴，黄叶树落乃至满树枯枝之后，逢春必有绿芽窜生，而终究还会有绿叶满枝、树冠浓绿之时，也许还会有芬芳的花儿开放，结出丰满光灿的果实……所以，我常以“雨中黄叶树”来象征某种逆境，又因为觉得无风之雨未免没劲，而风雨一交一加中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还是那呼啸的风，所以又愿将此诗句中的头一字改换，成为“风中黄叶树”，我认为“风中黄叶树”能更准确地体现出既充满危险又蕴含无限机会的逆境，足可填满意象的空间，所以，当逆境降临时，我便常以“风中黄叶树”自喻，也借以自勉。
人生终究是云谲波诡，难以预料的。“风中黄叶树”般的逆境后，很可能是“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剧结局。
然而，勇者必将在逆境中奋争，尽管势不免“白了少年头”，但那前景，却更可能是“老树春深更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