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有英译《论语》，着作《尊王篇》等出版。
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
因此，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作出贡献，而且这也是有教养人们的义务。
不久以前，一个德国友人定居在广东，他非常关心东洋文明，他死的时候，我给他做了墓志铭：“你最大的祝愿，是实现东西方优良方面的结合，从而消除东西畛域。”
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因此，今晚我给大家讲讲东西文化之间有哪些差异。
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
一般说来，欧洲文明根源于罗马文明，而罗马文明又像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根源于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民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巴罗克文明，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文明。那时的欧洲虽然处在野蛮时代，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蛮人逐渐进步，从而开始创造文明，而后，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到来。
恰巧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六朝的文艺复兴时代。众所周知，此时正是五一胡一乱华，而罗马人的古典文明也是被五个蛮族集一团一消灭的。从此欧洲人就以基督教和《圣经》为蓝本（基础），创造了新的巴罗克文明。
然而，随着欧洲人知识的进步，过去的宗教文化就不能适应了，如同中国在唐代兴起文艺复兴一样，在欧洲，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而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此，欧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实现了改革，以后到了法国大革命，它是以改变政治结构为主要目的的。但社会自身却并未有所变化。因此，经历了上次的欧洲大战之后，欧洲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改造社会，因此社会主义、过激主义四处兴起，过激主义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旧的东西而制造新的东西。这种“破坏性”的主义，也是欧洲社会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所以，欧洲文明，实如同一个正在改造、构筑、建设当中的屋子。
而我们东洋的文明，则不仅已构成了屋子，而且已经住上了人。东西文明的差别就由此而生。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有“文以载道”这样一句话，“文”即“文学”，在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教给人们正确的人生法则的东西，西洋人长时间内为了寻找这真正的人生道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果。而中国人依据《四五书经》，就可以明“道”。很遗憾，欧洲没有这样的东西。欧洲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叫人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而孔子学说则教人怎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国民，努力做一个好人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什幺难事。比如登山拜神即可成为一个好人，而想作好一个良民，则须知“五伦”之道，这却是一件相当难的事。
为寻找正确的人生之道，欧洲学者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斯宾塞、卢梭等等。他们的主张从某个方面看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完善的，不是那种真理性的东西。诸君如果以为它们完全正确而予以吸取，那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我想分五条，讲一讲东西方的差异之处。第一，个人生活；第二，教育问题；第三，社会问题；第四，政治问题；第五，文明。以上五个问题，无论哪个范围都很广，非一晚所能尽述，故今晚我只拣重要的说一说。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个人生活。
作为个人，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活目的。换言之，即人应该做些什幺？什幺是人？对此，英国思想家弗劳德说：“我们欧洲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人是什幺？”也就是说，做为一个人，是当一个财主好呢？还是去做一个灵巧的人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欧洲人没有成型的看法，由此可见，说欧洲人没有正当的人生目标，不是我一个人，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持与我同样的意见。
相反，我们东洋人则早已全然领会了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这就是孔子展示给我们的人生观，也就是对于长者即真正的权威人士必须予以尊敬，并听从他的指挥。“孝悌仁之本”，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也是东洋人的人生观。
关于人生观方面，再一个差别就是，欧洲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运动。而我们东洋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生活。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则为生活而运动，他们是为赚钱而活着，我们则是为享受人生而创造财富，我们不把金钱本身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为了幸福而活动。孔子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那意思就是好人为了生活而创造钱财，而恶人则是舍身去赚钱。西洋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了赚钱连命都不要，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也就是说，西洋人贪得无厌不知足，而东洋人则是知足者常乐。为了东西方能真正地走到一起，他们西洋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而采取我们的办法。
下面谈一下教育。
欧洲的教育目的，在于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怎样做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常常有西洋友人对我说：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而你们则由于还在接受19世纪的教育，所以就无法成功。实际上，我们东洋的教育，不仅能使我们的子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而且还能促使现代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孔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称做“大学”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就是发明人们当中所固有的辨别道德的能力，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必须成为一个为社会所推崇的人，成为一个聪慧的人，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了明德，在于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培养人才。《大学》中的“作新民”之“民”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创造新的更好的社会是高等教育的目的，这才是孔子的本意。诸位，共同努力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奋斗，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法学家、良好的工程师，共同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下面再谈谈东西洋教育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个清楚的划线：在初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教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记忆力，而不注意让他们使用判断能力，首先让他们通晓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而在西洋，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他们灌输艰深的哲学知识。在中国则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方才对学生讲授深奥学问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办法，把像哲学那样深奥玄虚的东西讲给孩子们听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女孩子，还是不教为好。
还在爱丁堡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曾组织了一个七、八人互相钻研、共同进步的学习小组，互相学着做论文。有一回，其中一个人说，这样好的论文是否可以发表？另外一个人反对说，这样的东西不能出版。大家于是就根据这个人的主张，约定四十岁以前不出东西，因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世之作有确切的把握，而这在四十岁之前是办不到的。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是坚决地遵守着这个约定的。我的第一部书出版时正值四十一岁。虽然现在日本连中学生都可以出杂志，但我觉得还是禁止为好。
第三，谈一谈东西社会的差异。
东洋的社会，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而西洋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换言之，在东洋，人与人之间关系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洋则是金钱关系。在东洋，我们注重的是名分。
试想一下，在封建时代，当领主对家臣说：“你必须服从我”，而家臣反问“为什幺”的时候的情形。那时，领主会很简单地回答道：“根据名分，我是你的主人。”如果家臣又问：“是什幺样的名分？”领主又会回答道：“是大义名分。”
然而在现在的日本，暴发户对工人说：“你必须服从我！”如果工人反问：“为什幺？”那时暴发户将回答：“是依据名分。”可如果工人再追问：“根据什幺名分？”暴发户将回答：“是金钱名分。”（指金钱关系、财产等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大义名分。可是在美国，名分完全以金钱为基础，在东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神圣的道德关系，夫妻、父子、君臣都是天伦关系，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只是利害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而东洋社会则建立在“亲亲尊尊”这样的两个基础之上，也就是Affection
andHero-worship（社会之爱和英雄崇拜）。我们热爱父母双亲，所以我们服从他们，而我们所以服从比我们杰出的人，是因为他在人格、智德等方面值得我们尊敬。学者同车夫相比，所以比车夫更值得尊敬，是因为学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比较艰苦，而车夫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不像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那样高难。所以，他所受到的尊敬，自然要低得多。假如有这幺一个社会，让车夫坐车，而让学者拉车，尊敬车夫而鄙视学者，那幺，这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
现在的中国就有这样的趋势，我们或许当车夫更合算。
如果金钱成为社会的基础，那幺，社会就有堕落到这种状态的危险。
《中庸》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如同上面所讲的那样，我们服从父母是因为我们热爱父母；我们服从贤者，是因为我们尊敬贤者，这就是东洋社会的基础。诸位来听我的这个讲演，是因为诸位有尊贤之心，尽管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资格。
下面谈谈政治。
关于政治，我以为可以分为三阶段。政治的构成是以保护人民的安宁为目的的，在它的初期，文化尚不发达，人民愚昧无知，同小孩相似。那时候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和安宁，换言之，就是针对少数人做坏事，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为此统治者说：“你们不得做坏事，如果做坏事，就要受到神的惩罚。”在中国，这种政治方式被叫做“神道设教”。这便是初期的政治。
帝政时期的欧洲是通过基督教来统治人民的。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民日渐觉醒，不再信神了，相应的也就不怕神灵的惩罚了。因此，欧洲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普鲁士国王，便实行警察统治，依靠警察来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所行的是强权政治。最近的欧洲大战，就是这种强权政治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就说：“欧洲社会是混乱加上警察”（即警察统治的无政府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政治如果放弃强权，第二天就会乱作一一团一。
因此，怎样摆脱强权政治，就是战后欧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我们东洋，我们既没有那样的对神的恐惧，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那幺我们怕什幺呢？因为怕什幺才维持了我们社会的秩序呢？那就是良心！那就是廉耻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忌讳这个，我们才不干非礼之事。在中国，归还借的钱，并非因为怕律师，也不是怕法院的追究，不还所借之钱，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因此而还钱而非为别的。我服从中国的天子并非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尊敬，也就是说，我们遵守的是三纲五常，一旦有了这个，就不用警察了。当然，在中国也并非满街圣人，人人君子，坏人还是有的，所以警察也还是要的。我只是说，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幺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而我们则没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
最后，也就是第五，讲讲东西文明的差异。
关于这个，我们得首先考虑一下文明的意思。所谓文明，就是美和聪慧。然而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写东西，西洋人使用打字机，这样，我们所有的表现美的手法，就难以发挥出来。
再一个就是在西洋，连招呼自己家的佣人都用电铃。而在东洋，则这样做（打一个手势）马上就可以叫来佣人，而这样做要好得多。在日本，现在也开始采用西洋的机械文明了，要想从明天开始就矫正它是困难的，但是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文明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在一边采用他们的文明的同时，一边要加以修改。如果说，现在无法排除已经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机械文明，那幺，就不要再增加了。
最后，为了在东京向诸位道别，我还想再说一两句。我在日本所作的讲演中，对日本颇加赞扬，这是我的真正公正的评价，但是一些外国论者歪曲说是对日本人的讨好。实际上我根本没讲讨好日本人的话，如果说讨好，也没有必要讨好日本人，要讨好毋宁讨好中国人，应该拍袁世凯、曹锟的马屁，那样的话，至今我不是大总统也是总理大臣了。因此说我讨好日本人纯粹是诬蔑。我赞扬了日本，因为赞扬也就相应地希望诸位把日本建设得更好。我常说日本人实在是了不起的国民，对于这样赞誉，诸君应该了解到诸位的责任更加重大。
在孔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责备贤者”。它的意思就是高尚的人，领导社会的人，站在社会前列的人，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诸位是社会的指导者，因此诸位不要忘记你们身上负有比一般人更重大的责任。
一般的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无什幺大害，而有教养的人，引人注目的人，也就是像诸位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坏事，那就将给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切望诸君不要有负于我对日本的称赞，做一个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