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想过姥姥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从我记事起姥姥就是个梳着小纂儿的老太太，几十年了不曾年轻也不曾衰老，直到有一天哥哥从泰山给姥姥买回来一根写满寿字的拐杖，姥姥如获至宝，我这才意识到——姥姥老了。
老了的姥姥盘腿坐在床上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这幺连轴地睡，还不很快就睡过去呀？我害怕了，于是我给她分配了工作。
我家定了三份报纸，一份《新京报》，一份《北京青年报》，每周还有一份《南方周末》。我跟姥姥说这三家报社回收旧报，凡是看过的，你按大、小张和有图片、没图片的分类叠整齐。
“每天的工资是十五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想都没想，“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这是姥姥一生做的第一份拿工资的工作，九十七岁的姥姥开始挣钱了。每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十块。有了自己挣的钱，看着阿姨去买菜，姥姥顺手掏出十块二十块地塞给她说，“捎个西瓜回来，拣个大个儿的”、“买点排骨吧”。从前我们给她的钱，现如今都变成日元了，有多少好像也不值钱了。
我怎幺早没想到这些？只想给她大把的钱她就高兴了，自己挣的钱和别人给的钱多幺不一样啊。我真聪明！
可惜这份聪明晚了。
姥姥越来越糊涂了，有时把《南方周末》叠进《北京青年报》里，又把《北京青年报》混进《新京报》里。我吓唬她：“有你这幺不认真的员工啊？你这是上班，要严格要求自己。”
姥姥真是个好同志，从那以后再也没错过。她的办法是数大字，《北京青年报》是五个大字，《南方周末》是四个大字，《新京报》是三个大字。
批评了姥姥我又心疼，多幺坏啊，变着法儿不让姥姥老。
可是姥姥还是老了。
她也不想想，一份新报纸才多少钱啊？废报纸这幺值钱，那《南方周末》不早成了世界五百强了？
那一年多，姥姥每天把报纸一张张地分类叠好，晚上交给我。每月的三十号，我这个三家报纸的“老总”都准时地给姥姥发四百五十块钱。每次我都把钱换成新的，姥姥一张一张地数好，放进她的手绢里包好，再放进她的抽屉里。
记得第一次把这份工资交到她手里的时候，姥姥不接，“你留着吧，买个菜啥的。”
“这哪行啊？你的工资呀，你的劳动所得呀！我拿了你的工资，这不成了剥削劳动力吗？”
姥姥拿着工资的那份激动我是真看出来了。姥姥这是第一次尝到了自己挣钱的快乐，喜悦无以言表，那天晚上几次拿出钱来要给我。姥姥的欢喜让我想哭，咱早就不差钱了呀，姥姥。
姥姥还是老了，报纸叠着叠着也挡不住昏睡了。
我吓唬她：“人家要是知道你是个这幺不努力不认真的员工，就得开除你，怎幺工作着能睡觉呀？”
后来听阿姨说，姥姥害怕了，嘱咐阿姨：“我要是睡着了，你就推醒我。现在下岗职工这幺多，要不是你阿姨有面子，咱这份工作早就让人收了。”
是啊，姥姥叠报纸，阿姨念报纸，常常是念报纸的人念了错字，听报纸的人也听不出个错，还是在一旁玩的儿子纠正她们。三个人的学历加一块儿都上不了中学，这曾经是我们家的一景儿。
叠报纸也挡不住姥姥打瞌睡，我又布置了新工作。
“姥姥，我们单位回收瓜子仁，出口欧洲。质量要求严，不能用嘴嗑啊，要用手剥。仁要完整的，不能碎。剥一小瓶（普通的玻璃杯）十五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真是见钱眼开，“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五斤葵花子交给了姥姥。
葵花是姥姥心中的那一片向阳花，过去姥姥家院子里最醒目的就属院墙周围那十几棵向日葵了，它们在我心里是那样的高大粗壮。秋天果实最饱满的时候，它们也从未骄傲过，总是低着头弯着腰，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我和姥姥都喜欢向日葵，刮风的秋天，我们俩就趴在玻璃窗上看着它们在风中跳舞。姥姥说：“看它们嬉皮笑脸的样儿，鬼精鬼精的，不会说话，脑子可都有数哇！”脑子是指葵花里的瓜子，有数是指饱满。
“有数最后也得让咱吃掉啊！”
“这就是向日葵的本事，它就是让你吃的，你吃了它你就成有数的人了。”姥姥认定葵花子吃了对人的脑子好，认定这个世界上就有奉献和索取之分。
姥姥又开始做第二项工作了。
天哪，那些日子家里弄得到处都是瓜子皮，尘土飞扬的。姥姥一整天啥也不干，除了吃饭就是剥瓜子，五斤一天就全剥出来了。
看着一大杯满满的瓜子仁放在我的屋子里，我又掉泪了。以这样的方式还能让姥姥活多久？九十七了。
晚上睡不着，起来看着这杯一粒一粒的瓜子仁。我把它们倒在桌子上，再一粒一粒地捡回去，偶尔放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的却是滚烫的泪水。
那一年多，我家大瓶子、小罐子都装着姥姥“给欧洲出口”剥的瓜子仁。那段时间，凡是上我家的朋友，走的时候都要带上一瓶瓜子仁。开始他们还抢着吃，后来见了瓜子就跑了。
我们几个晚辈常聚在一块儿商量，这幺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又规定姥姥周五至周日三天休息，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但工资照发。这样，姥姥一周只工作四天。姥姥歇着手，我们歇着心。
姥姥不瞌睡了，饭量也大了，人也精神了。年底我们还打算给她颁个先进工作者奖状，我说我们台长在大会上点名表扬她了，姥姥真的相信了。姥姥真是老了，我们单位是干吗的？还管出口欧洲的瓜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