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三大件”
孟宪歧
自行车
1982年12月，我结婚了，妻子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那时候，农村正时兴“三大件”，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女方除了要彩礼钱以外，还需要男方准备好这“三大件”，以供结婚后之用。因为我们家小子多，能吃，年年欠小队的吃粮款，生活捉襟见肘，连象征性的彩礼钱也拿不出，更别说买这“三大件”了。
好在妻子通情达理，岳父家也很开明，我只给妻子买了一身衣服，我们便把婚事办了。
从此，我和妻子白手起家，开始了生活的创业和人生的奋斗。
当时我在外地教学，离家有12里，每星期六下午步行回家，星期一起大早步行上班，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如果骑自行车的话，40分钟左右就能到了。
自行车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可要想买一辆自行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钱，二是票。
钱可以靠自己攒，可自行车票却要靠单位来发。计划经济时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供需关系的紧张。物质困乏，需求大于供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凭票供应。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买肉有肉票，买油有油票，反正，越是紧张的东西，那票就越金贵。许多人攒够了钱，却买不上自行车，弄不来票，自行车票太缺了。
据说，当时全国只有上海和天津生产自行车。别的地方不生产自行车。这到底真假，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在乡下所能见到的，几乎都是天津产的“飞鸽”和“红旗”，偶尔能看到上海产的“永久”和“凤凰”。一台“飞鸽”自行车是178元，一台“红旗”是147元，这个价，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和妻子每个月工资加起来有60多块钱，除了生活费以外，每个月能剩个30块钱左右，半年之后，我们就攒够了150元钱。但自行车票却遥遥无期。
妻子虽说在供销社，按理说应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可惜，她只是个售货员，享受不到特权。
而我，虽说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可自行车票是“光荣”不到我头上的。
自行车奇缺。一个乡的供销社，一次只能进来两三台，可想买自行车的人有两三百。这两三台自行车给谁呢？首先是乡里的领导及他们的亲戚朋友，其次是粮站的领导及他们的三亲六故，再其次是医院领导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僧多粥少，狼多肉少，没办法，就得排号等，有的一等就是两三年。
我很幸运，我岳父在供销社土产部，负责家兔收购。那时国家对家兔收购有一个奖励政策，大力发展家兔饲养，收购家兔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奖给一辆自行车票。我岳父为了能得到一辆自行车票，天天骑着公家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余全响的破车子，到各大队去游说，让社员多养家兔，促进副业增收，他们负责一个月一收购，这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岳父的劲儿没白费，那年底，他们土产部成为全县收购家兔最多的单位，我岳父不但拿到了一张自行车票，还被评为出席省里供销系统的先进个人。
当我骑上这辆“飞鸽”牌自行车的时候，别提心里多高兴啦！恨不得振臂高呼“岳父万岁！万万岁！”当然，我是不敢的。
手表
自行车是我的第一需求，而手表就是我的第二需求。有了自行车，我又开始做手表的梦。
还是在上高中时，我清楚记得：我家邻居，在公社当秘书，他除了有一辆上海产“凤凰牌”轻便自行车外，手腕上还有一块手表，银光闪闪的。他穿一件白衬衣，把袖子一挽，有人没人，他都要习惯性地把胳膊一抬，看表，那个动作非常地潇洒，让我羡慕极了！
妻子在没嫁给我之前就有了手表，而且是“上海牌”全钢手表。那可是她自己省吃俭用两年的结果啊！她每个月除了交给小队30元买工分以外，自己就仅剩下不足7块钱，哪个女孩子不好美呀？她想穿新衣服，还想买手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她到底还是兼得了，这得益于她的精打细算。可见她对这块手表的珍爱。我们结婚后，她见我更需要手表，便主动把手表让给我戴，这让我很感动，但我不能戴。俗话说，要成人之美，不能夺人所爱。夫妻也一样。
那时候手表虽说不像自行车那样缺，但也是紧俏商品，没有票自然不可得。
后来，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他的哥哥是林场的司机，活动能量很大，他能弄来自行车票，也能弄来手表票。我就托这位老师跟他哥哥美言几句，给我也整一张手表票，他答应得很痛快。不几天，他悄悄递给我一块手表说：“这是一块进口的，原价200块，你要愿意，就100得啦！”我大喜过望，立刻感激不尽掏钱买下。这块手表是什幺牌子的？不知道，哪国产的？不晓得。但这表有日历有星期，比妻子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档次高多啦！
我把手表拿回家，跟妻子说：“咱结婚时，没能给你买一块表，这块表就算是弥补的吧。你戴新的，我戴旧的。”
妻子说：“你长这幺大，还没戴过手表，就你戴新的！”
我的手腕上，终于有了一块手表，上课下课可是方便多了。有时候，我也模仿当年那位公社秘书的习惯动作，把胳膊夸张地往上一抬，那感觉，好极了！
缝纫机
我们家里的缝纫机，是结婚后有了小孩买的。
妻子喜欢缝纫机，是因为她娘家有缝纫机。我妻子家孩子也不少，但和我家相比，有本质的不同。我家小子多，能吃不说，还猴，成天上树爬墙的，那衣服就穿不出个样子来，大窟窿小眼儿的，气得妈妈经常拿掸子把抽我们。不抽不行，她补衣服忙不过来啊！我们家的孩子小时候就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妻子家小子少女孩多，女孩文静，穿衣服知道省俭。但因为七八个孩子，缝补衣服是个大事，就靠手工一针一线，把人累死也不行。妻子说她从15岁开始就能做鞋垫，18岁就能做简单的衣服。
此前，我对缝纫机一无所知。
小时候，我很羡慕小船，小船穿的衣服很规整、很干净，不像我穿的衣服跟花蝴蝶似的。我曾经去过小船家，他妈妈坐在一个角落，脚下蹬着缝纫机踏板，一上一下，轮子转动，上边就有嘎嘎嘎的细小声音，那衣服在小船妈妈手中一会儿就缝好了。缝纫机缝出来的线局子匀称细密，很好看，即使是补衣服，也是方方正正的。
我母亲本来手就不巧，再加上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个跟活驴似的，今天补上的衣服，明儿就有出了窟窿，妈妈哪有那幺多时间给我们补衣服呢？妈妈补衣服的线局子大小不一，长短极不均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一点儿美感。
我刚结婚时，衣服坏了，妻子总是要拿回娘家去用缝纫机缝补。
有了自行车，买了手表，我们就开始攒钱买缝纫机。
妻子说：“咱买就买‘飞人’牌的！”
我问：“为啥呀？”
她答：“我们家里的是‘蜜蜂’牌的，听说‘飞人’牌的比‘蜜蜂’牌的还好，当然要买好的啦？”
那会儿，能生产缝纫机的大概只有上海了。因为无论是“飞人”还是“蜜蜂”，都出自上海。虽说缝纫机在人们的生活中远比手表重要，但缝纫机却不算是紧俏货，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
我们家里买了缝纫机后，妻子非常高兴，下班后总是坐在缝纫机前，在嘎嘎嘎的美妙声中，孩子的衣服几乎一天一个样，妻子把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个蝴蝶，在家里飞来飞去。
1992年，我们举家迁往城里，忍痛把那台缝纫机卖了。
为此，妻子还难受了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