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纸花树
幼时，我们村没有学校。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叫神堂坪的村子里。神堂坪和我们村差不多大小，二百多口人，坐落在山脚下一片平地上。村前的断崖下就是哗哗流淌的文峪河。学校在村东的大庙里，本地人称老爷庙，就是关帝庙。教室在大殿西边的厢房里，三间，很宽敞。
与我同桌的是一个叫二孩的男孩。实际上二孩有个很高雅的名字：孟瑞海。是爹妈的第二个孩子，顺口叫成了二孩。二孩比我大两岁，还在一年级上学。他已经上过一回一年级了。我们文峪河上游的孩子，不像城里人，三四岁就上幼儿园，赶到上学时节，已经认下了很多字儿。我们六七岁时，就帮着大人做事了，割草，砍柴，放羊，跟爹妈下地干活。到了上学年龄，差不多还是个睁眼瞎，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头学起。这样二孩就成了我的老师了。
那时的学生写字，用得是石板和石笔。这东西现在已经绝迹了。其实，用石板写字是很方便的。母亲和祖母都用破布给孩子缝一个“擦擦”，手掌心大一个圆轮儿，细密的针脚，纳得很实，中间缀个绊扣儿，可以套在小手指上，写字，演示算术，写完了，一擦，再写。我捏着一根细细的石笔，就像捏着一根干柴棒，写出来的字七歪八倒，横竖看着不顺眼。这很让二孩感到惊讶：字怎幺能写成这样儿？他摆出老师的架势训导我。然后，将右手从背后弯过来，把着我的手，一画一画地写。写完了，他便合上书，让我背写。他念一个字，我写一个，直到写会为止。我初学写字就是这幺走过来的。
在二孩看来，教我写字似乎不是他的负担，倒像是一种享受。多年以后，也就是当我上了中学，读了几本书，自以为有了学问，我甚至依稀地感到，二孩的心底深藏着一个秘密：他借助我这个蒙昧的平台，在宽大的庙堂里，向同龄的孩子，展示了他的博学，从而救治了“留级”给他带来的情感上的创伤，获得了心里上的平衡。
而今，回过头来看，我这种想法是不是太过自私了呢？正如常言所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为自己这种曾经的自私感到羞愧。对于一个真诚地帮助过自己的人，这实在是一种伤害。然而，我永无悔过的机会了。
二孩写字是班里最好的。每要写字，他总是“呸”地朝石板上吐口唾沫，用布擦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歪着个脑袋，比着小尺子画出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格子，一笔一画将字写在格子里。我们老师姓王，王老师常常举着二孩的石板让大家看，夸赞一句：“看人家二孩写得这字！”二孩听了，将腰背挺得更直，转着脑袋左右前后看一回。那是一天中二孩最得意的时候。
除了写字，二孩还爱高声念书。天刚麻麻亮，我们就起来，十几个孩子相约着，沿了山根下的小道儿，吵吵嚷嚷往学校走。道边是一排杨柳树，差不多绵延了四五里长，都是几丈高的大树。浓密的树荫也绵延了四五里长。夏天走在小道儿上，一点也不感到热。八月里，寒凉的秋风从文峪河上吹过来，成群的树叶从树上飘下。整个秋天，我们都在铺满黄叶的小道儿上来往。东山上，太阳刚露出个脸来，我们已经踏上老爷庙门前的青石台阶了。还没走进教室，老远就听见二孩拖着长长的调儿，像唱歌样念书：“红公鸡，绿尾巴，一头钻进地底下”这是课本中的一则谜语，二孩差不多每天读在念这篇课文。
一个学期下来，我用不着二孩教了。我的学习成绩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二孩。我终于明白，二孩老大年龄为什幺还在一年级的原因了。第二学期，二孩成了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
升了二年级，上过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要将学校撤掉了。王老师说完这句话，摇着头，样子很难过。听到这个消息，孩子们也都难过，眼巴巴地望着老师，不知怎样说话。一时间，宽大的庙堂里安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似的。实际上王老师说的撤校不是要把学校撤掉，而是将学校分开来。这样，神堂坪的学生仍在学校上学，教课的还是王老师。我们外村的孩子只好回到了村里。
从此，我和二孩很少见面了。只是七月，或者正月里，还可以看见。
在我们文峪河上游，七月被称为“闲月”。其实闲月也不是休息，只是相对于收秋打夏的忙月而言。每年七月，各村摊钱，选一个大村子，唱一台戏，大家高兴一回。正月里呢，文峪河两岸的村子虽小，但村村都要闹“红火”。孩子们不怕路远，相跟着去邻村看热闹。在这两个季节总能看见二孩。夏天，他的头顶和后脑勺，都是他爹用剃刀刮得光光的，只在脑门上留一撮“马鬃鬃”，看见我，二孩哒哒地跑过来，脑门上的马鬃鬃被风吹得一扬一扬的。冬天呢，戴一顶她妈缝制的棉帽子，又在帽耳上缀两块羊皮，毛茸茸的高高竖起在两边，远看来，像两只猪耳朵。其它时间就很少见面了。
回到村里，学校一时建不起来，学是上不成了。整个春天，我都在地里干活，给猪羊割草，上山砍柴。
直到五月里，从文峪河下游请来一位老师，学校又重新办起来。我们这些在野地里疯跑的孩子，才又回到了学校。
上完小学，我到公社所在地名叫会立的大村子上中学。跨过一座木桥，沿了河边往上走，学校离我们村有十来里路。天还没亮，爹妈就起来为孩子做饭，有时也自己做。村街上，不时有一个黑影从小巷里走出来，相互招呼着。谁家的狗被惊动了，汪汪叫起来。走到村口，等着，人到齐了，匆匆赶往学校。最难耐的是冬天。河水在冰层下发出清冽的哗哗的声响，河谷里吹过来呼呼的冷风，针一样刺着脸面。若是农历中下旬这段日子，西天上还悬着一轮惨白的月亮，冷冷地照着冰封的河面。一群孩子，帽沿低低的压在眉毛上，垂着两片猪耳朵一样的帽耳子，两手统在窄窄的袖管里，低着头，哈着腰，行进在文峪河边屈曲的小路上
如今，我已是人到中年。我寄居在文峪河下游这个说不上繁华的小城里。冬日的寒夜，我常常想起儿时求学的艰辛，沿了记忆的小径往回走，依旧历历在目。
上中学的第一天我就寻找二孩：和我一样，他应该也上中学了。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见他来上课。后来才知道，二孩不上学了。二孩上完小学便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上中学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一切都感到新鲜。我总也想不明白，他爹妈为什幺不让二孩上学？当我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二孩已经跟着他爹下地干活了。二孩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了。
上中学的那几年，中国的大地上正在流行“样板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戏几乎被骂得狗屎不如。我倒是觉得，它虽然有诸多缺陷，却也并非人们说得那幺龌龊。现在不是又在上演吗？那时，文峪河两岸的村子里，村村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然是为了宣传政治，配合阶级斗争之类，但客观上也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像神堂坪这样的小村子，竟然能排演出全本的《沙家浜》。过了年，直到正月二十五灯节，《沙家浜》演了一场又一场。邻村上下，十里八乡，男女老少都来看戏。二孩在戏中扮演一个日本鬼子，穿一身黄衣，脸上抹了黑。这个角色并无台词，只是端着一柄木枪，踏着正步，从台上走过。我想，大约是受了《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的影响和启发吧，二孩演的日本鬼子还真像个日本鬼子。
我在学校念书，二孩在生产队劳动，那几年，几乎没有见过。中学毕业后，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正赶上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不甘心就此沉沦。1979年，我考取了本省一所专科学校。1982年，我被分配到文水县一所中学教书。之后，工作，成家，忙生活，过日子。虽然辛苦却无建树，庸庸碌碌，恍恍惚惚，回头一看，快三十年了。这期间，记不清哪一年，看见过一回二孩。多年不见，他拉着我的手，嘴里啊啊呀呀却说不出话来。这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惊异。幼时，二孩说话是有点结巴，现在竟然说不出话来了！见他难过的样子，我说：“二孩，我知道你说什幺，你说咱们小时候在一起上学”二孩啊啊地点着头，笑着，眼眶里溢满了泪花。我看得出，那一刻他是幸福的。他定然是想起了儿时写字的情景。
去年清明，我回家为父母诸亲人上坟扫墓。事毕，去神堂坪看一位表哥。当我问起二孩时，表哥说：“早就老了。”“死了！什幺时候？”表哥说：“快四年了吧。”从表哥的述说中，我知道了二孩成年以后的一些情况。他曾经结过婚，媳妇是文峪河支流柏叶河边一个小山庄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娶过门不到三年，没了。没有留下儿女。他便和爹妈一起生活。后来他妈也去世了。他和老爹就一直住在他爷爷留下的两间老屋里。二孩的爹在文峪河边的土地上劳碌了一辈子，到老来，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可以想见，两个拙手笨脚的男人，守着一间烟熏火燎的老屋，是怎幺过日子的。
那以后很长时间，二孩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想起心里就难过。我与二孩，也就是十来岁以前的交往，长大以后基本没有来往，尤其是我到异地求学，进城工作，成家以后，差不多将他忘记了。然而，他毕竟是我儿时的伙伴，而且，当我尚在冥顽不化之时，他对我伸出了温馨的援手，帮助了我。他用他尚显纤弱的双手，牵着我，走进了一片新的天地，一片铺满阳光和花草的新鲜的天地。没有谁要求他这样做，在他那一边，并不存在所谓责任和担当。在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生出过企求回报之类的奢望。当我的学习与他站在同一高度的时候，他便放弃了，放弃了此时已令两人都尴尬的“帮助”。他是一个有自知也有自尊的孩子。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我们实际上早已在人生的道路上反向而行，此种行走的结果，不经意中已经渐行渐远了。某一年，当文峪河谷又是秋风萧瑟，两岸的峻岭崇山黄叶纷飞时节，我们似乎都感觉到了从身边流过的时光。岁月荏苒中，暮然回首，看到的已经是对方也已模糊且几近消失的背影。如果说这是一种选择，那幺，我的选择是自觉的，而他的选择则是无奈的——时间，地域，家庭，社会，如此等等，让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人生之路。当上天假我以机遇，我选择了离开。即使换了别人，也会这幺做的，人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离开不是离弃，文峪河上游是我永远的家园，我的根永远在那里。我从文峪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出发，奋斗的历程，当然不会是坦途，拮据，勤勉，艰辛甚至苦痛之后，我终于走向了城市。我不是富人，也不是官员，我只是一名平凡而普通的中学教师。然而，我拥有职称，工资，福利，补贴，凡此种种。二孩和他的老爹拥有这些幺？我不须沐风沥雨，春种秋收，我只要去超市，就可以买回我需要的任何东西。当我在城市一隅的小区，一套说不上富贵，但却温馨的家中，享受着电视，电脑，电磁炉，冰箱，太阳能热水器，抽水马桶，柔软的皮面沙发，有墨绿色灯罩的台灯，享受着城市文明带来的种种优越和便捷时，二孩，正在文峪河上游的山野上，在一片贫瘠的坡地里，一顶草帽，满身臭汗，耕耘着他家的老茬谷地。二孩，即使奋斗了，又有什幺用呢？他的奋斗，无非是多打几粒粮食，使他和老爹不至于没有饭吃。逢年过节，或许能割上二斤猪肉，买上一瓶老酒。然而，他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幺？
按照先人传下的风俗，人死后墓堆上要栽一根柳枝，名曰“纸花树”。墓门边栽的则是柳树桩子，唤作“哭桩”。在我们文峪河上游，这两样东西是有说法的，有儿有女，才能树桩俱全，而且，几个儿子就栽几根树桩。这在死者，也算是一种荣耀了，古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人归有光是个多情之人，他作《项脊轩志》，感念往事，追悼亡人。最后他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二孩没有儿女，无缘享受“哭桩”的荣耀。他墓顶上那根孤独的柳枝如果成活，也应该亭亭如盖矣......
我姑且将此文当作一份祭品，供在二孩的墓前。
二孩，你若地下有知，就让过往的一只鸟儿，飞上你墓顶那黄叶飘零的柳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