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敏锐、胸中有丘豁的人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隐藏在这个城市或国家表面下层的骨骼，像X光的照射。这种照射，反而是一辈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见的，因为他身在其中。
罗素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后离开，隔年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短短一年，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腐败又复杂的中国，四十八岁的罗素能看见多少中国问题呢？
他看见：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这种急遽的变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
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说对了。
外来的影响带来急遽变化，中国可以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一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幺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东西一揉一合，或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自己说了一百多年的口号，但是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他已经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盘否定传统。有机发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种必须和传统文化的主干体质兼容相辅，才可能开花结果。强行植入就不是有机发展，他已经排除了激进的全盘西化或苏化。
罗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没有预见后来的发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国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有机发展的同时，他加了一个但是──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
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会完全被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被逼到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一九二二年的时空，距离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开始建国的一九四九年还有二十七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四十四年；距离今天，还有八十三年。
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一九二二年的罗素，提醒中国不要步上西方国家的发展后尘，不要走上竭泽而渔的进步死胡同。八十三年之后，我们所目睹、所参与、所热爱的中国，是一个什幺样的中国呢？
它已经是一个巨型工地。制造业占它经济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说，全国皆工厂。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产业环境，使得罗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全球第二大军费开销国。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驱使之下，世界银行统计，大型水电工程的强行设置，已经造成一千六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其中一千万人被迫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
它已经加入了骄傲的文明掠夺者的行列。英文金融日报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的报导：每个月都有大约二十艘货柜巨轮从印度尼西亚驶往中国，满载木材，从原始森林违法砍下，送到中国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家里的木质地板。一九九七年中国进口一百万立方米的木材，二零零二年进口数字已经是一千六百万立方米，而且每年急速增加。联合国的专家说，亚太区原来覆盖极广的珍贵原始森林仅剩百分之五，大多集中在印度尼西亚，但是在中国巨大的需求下，这最后的百分之五也难幸存了。
这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热切崇拜着进步和发展。
你不能不被罗素的眼光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