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冯德昌

2017-04-25 16:50:11 /故事大全

恩师冯德昌

一

总是在怀念一个人，特别是这个人逝世以后，我怀念他的心思日甚一日。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是他帮助我度过难关，给我指出一条生路，当年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我认识冯德昌是1964年冬天。那时候，我和姐姐从家乡宝鸡县来到农四师十一一团一出门谋生。农四师十一一团一是伊犁河上游北岸一个规模较小的兵一团一农场。我们姐弟投靠乡一党一刘志培，我住在刘志培家里，姐姐住在同我一个村子的魏月英家里。刘志培1963年夏天曾经从伊犁回家乡接家小，我因为生活饥寒交迫辍学，几次找刘志培说我也要去新疆找工作的想法，刘志培答应我第二年来新疆。

1964年11月，我和姐姐来到农四师十一一团一，工作不可能马上批下来，向一团一领导写了参加工作申请书后，在苦苦等待。为了找工作的方便，刘志培说“对外人，就说我是你表哥”。那是一个大雪的一天，表哥家里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干部，这就是农四师十一一团一政法、劳资***的助理员冯德昌。表嫂热情的说：“冯助理来啦！快坐下！”然后叫我快拿烟。我把表哥的磨合烟袋子递给他，表嫂马上说拿香烟。冯德昌助理员温和地说：“我不会一抽一烟，别拿。”然后，冯助理员给我说：“我家在贾村塬东壕村，离你们李家村也就10几里路，你们家过去的情况我都知道，你爸爸解放前是共|产|一党一地下一党一组织一党一员，解放后去了西藏。按理说你应该是革命家庭出身”。稍许，冯助理员又说，“你们姐弟的工作问题，一团一领导已经同意了，这里有两张表，你和你姐姐各填一份，填好后交给我。”交待完，冯助理员就告辞了。

1964年12月20日，一团一劳资***批准我和姐姐参加工作。1965年1月9日，我和姐姐拿着工作介绍信，搭车到伊犁河岸边的二连报道，当了一名长期临时工。3月，农四师十一一团一正式划归正在建设0503国防公路的兵一团一工二师十四一团一，更名工二师十四一团一拜什墩农场。

1965年6月，我家乡的宝鸡县贾村公社给兵一团一工二师十四一团一发来公函称:李乐学逃避农业学大寨，致使许多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在当地农村造成不一良影响，另外他还有其他问题，希望工二师十四一团一解除其工作，将其遣返原籍……

作为一团一政法***和劳动工资***两***合一的助理员，冯德昌收到贾村公社来函后，认为这是无中生有，便写信给我家所在生产队和他的家人了解情况。我家乡生产队和他的家人都来来信：“这娃才十几岁有啥问题？他是饿肚子饿害怕了，再说因为他爸的事情，在农村受歧视……”

冯德昌心理有了数，便打电话给二连马指导员，叫我来一团一部找他。夏收季节，一团一里取消休假，要到夏收结束后才恢复正常星期日。那天，马指导员给了我半天假，叫我到一团一部找冯助理员。二连离一团一部有10公里路，我心里忐忐忑忑地向一团一部赶。途中涉水经过伊犁河一条支流，幸好河水不深，只淹到膝盖；过了河再爬一个大坡，穿过一个叫拜什墩的哈萨克村子，就是一团一部所在地。

因为是夏收大忙季节，一团一机关大部分领导和干部都下连队帮助夏收了，一团一机关静悄悄地，我在一团一值班室找到了冯德昌。冯德昌叫我坐在他对面椅子上，又递给我一杯凉开水。赶了小半天路，嗓子眼火烧火燎，清凉的水犹如甘霖一般。

冯德昌热情地跟我说：“你到连队参加劳动有大半年了，这里的情况你也了解，劳动很艰苦，工资也不高，生活也就是刚吃饱肚子，百分之五十还是粗粮。”

我说：“这比老家青黄不接时候饿肚子好多了。”

冯德昌又说：“现在，你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留在农场，安心工作；二是如果想家的话，可以回家乡去。”

我说：“我愿意在农场连队！”

冯德昌笑了笑说：“这就好！”说着，从办公桌一抽一屉取出一本新华字典和两本稿纸说：“这个给你，连队劳动再忙，也要一抽一时间学习，新华字典就是老师，多看一团一里办的《工地简报》，把你身边的好人好事写成稿子，给《工地简报》投稿”。

我喜滋滋地接过字典和稿纸，向冯德昌表示谢谢后告别。冯德昌又嘱咐说：“只要你坚持学习，早晚会有用处，会有前途！”

接着，冯德昌请示一团一主管农场的副一团一长王贵林，提出给我老家公社发户籍准迁证，解决我的户口问题，然后正式招工。王一团一长同意了冯德昌的意见，冯德昌以一团一劳动工资***名义，给贾村公社回了函，婉转的说明边疆建设需要年轻人，同时把我的户籍准迁移证寄给贾村公社。

不久，贾村公社再次来函，坚决要求十四一团一把我遣送回原籍。冯德昌以兵一团一工二师十四一团一司令部的名义给贾村公社回函：李乐学同志在新疆兵一团一农场表现积极，本人愿意扎根新疆，建设边疆；根据中央对兵一团一的特殊政策，我一团一已经给李乐学同志安置了户口和工作，希望你们注销其原籍户口；李乐学同志如果有什幺问题，希望你们通过公安部门解决。

公安部门讲政策，不可能接受贾村公社无事生非的诽谤。从此以后，贾村公社掌权的几个人鸦雀无声。

有了正式户口后不久，一团一里将我从长期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农工一级月工资33.88元。我每月生活费用去10元，给父亲母亲邮寄10元，自己存10元。

二

冯德昌通过几次与我接触，特别是看见我经常在一团一里办的《工地简报》上刊登“豆腐块”小稿件，认为我是个好苗子。他每次下连队公干，总是要和我说说话，鼓励我劳动再忙，也不要忘记学习。冬天到了，冯德昌见我穿着单鞋劳动，就把他穿的半新毡筒送给我。这时候，雪里送炭，我感到什幺叫温暖。

几十年后，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我少年读书时期的写作欲|望，在拜什墩农场得到启发，并且有了发展平台。冯德昌和那本新华字典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一团一宣教科主办的《工地简报》就是我开始发表作品的平台。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写作历程一度中断，但是毕竟有在拜什墩农场几年的学习和写作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祖国大地带来春天的温暖，我曾经被压抑的写作欲|望重新萌发出来，并且在《新疆日报》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连连发表稿件。从写新闻到写长篇通讯，从写长篇通讯到写报告文学、散文、中短篇小说，几十年时光基本上在写作中度过。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和我同时期退休的师机关几个所谓笔杆子，不乏部长、处长和主任，他们要幺终日在老干部活动室打扑克玩麻将，要幺在家里带孙子，可以说是无所事事。我却被返聘在师史志编辑部担任主任，和几位编辑编纂史志丛书。人之将老，总要忆旧，蓦然回首，寻找我写作的源头，就是拜什墩农场，指导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恩师就是拜什墩农场的已故一党一委书记冯德昌。

三

1966年底，冯德昌推荐我到工程单位工作，并给十四一团一工程一大队大队长汪富荣写了一封信，介绍我的情况以及一团一领导对我的好评。来到工程一大队后，领导安排我在喀什河水利枢纽工地当了电工。我开始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1967年5月，喀什河水利枢纽竣工，我随单位搬迁到石河子南山巴音沟修建战备公路。这时，“文化大革命”蔓延到施工工地，我从此与冯德昌失去联系。

据冯德昌的大儿子冯磊回忆：工二师十四一团一无例外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造反派”大抓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时任一团一政法***助理员的冯德昌，也难逃厄运。

1968年4月，冯德昌被造反派诬陷为“反革命集一团一”一号勤务员，从家里抓走。一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厄运打蒙了，他们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幺？虽然全家人都明白冯德昌从小参加革命，从战士到干部，他工作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他与“反革命”这个可怕的字眼根本无缘。可是这又有什幺用呢？向谁去述说向谁去喊冤呢？

冯德昌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武装暴动的组织者。为了找到冯德昌的“反革命”证据，“造反派”两次抄了他们的家。第一次彻底大搜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三天后又来了几个“造反派”，把风电场的妻子成桂英和她的三个儿子赶到院子里，然后一个“造反派”头目把事先藏匿在袖筒里的一把手|一枪一和一包子弹，放在冯德昌家的箱子里。接着让成桂英和她的三个儿子又都回到屋子，当着成桂英的面拿到了“证据”。

“造反派”头目吼叫着，质问冯德昌的妻子成桂英：“这是什幺”？并要她在搜查清单上签字。成桂英与“造反派”大吵起来，指责这是无耻的诬陷并拒绝签字。“造反派”做贼心虚，嘟囔着甩门而去。

成桂英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为了反击和澄清事实，第二天就写了“大字报”张贴到一团一部专用大字报栏上，披露“抄家”真相。任何有良知思维的人都知道这是怎幺一回事，可是在动乱的日子里，有谁敢抱打不平？

冯德昌被关押在狱室，狱室的窗户用水泥封死、只开了拳头大的一个小孔，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狱室里仍然十分灰暗。他孤身一人在灰暗的狱室里度日如年，不时接受“造反派”的提审拷问和棍棒毒打，精神折磨和皮肉摧一残到了极限。

冯德昌的妻子成桂英是一团一加工厂保管员，冯德昌被关押后，她被下放到水磨劳动。水磨地处一团一部西南三公里的伊犁河支流河坝边，这里是一团一加工厂的副业基地，有两台供一应全一团一几万人生活的面粉加工厂。

一辆三马拉的皮车和一辆牛车，把他们家搬到水磨，来了不少人帮忙卸车，从他们的行动和言语感觉到，大家对成桂英和3个孩子十分同情和友爱。

居住在水磨的20几户人家，对成桂英一家特别亲和友善，有好几家人是与成桂英雄一起进疆的山东老乡，也有不少和他们家的情况一样，遭受迫害来到这里改造劳动。大家很同情她们家的遭遇，拿同病相怜，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做比喻十分恰当。虽然水磨居住地都是地窝子，没有电灯，没有广播，生活十分单调。但是，在水磨能避开“造反派”厌恶的面孔，避开“造反派”张牙舞爪迫害无辜群众的丑行，避开“造反派”绑人游斗、乌烟瘴气的场面。

冯德昌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两年后，中央军委派遣大批现役军官，分别接管兵一团一、师、一团一三级领导机构。1970年4月，冯德昌彻底平反。“解放”回家那天，他们家里来了很多客人，有干部、工人，也有家属。大家把冯德昌当做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对冯德昌来说这是又经历了一次翻身解放，第一次解放是1949年10月1日。第二次就在今天。凡是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比较流行“解放”一说。凡是平反释放回家的人都叫被“解放”，既恰当又形象，一一夜之间抓走了那幺多的“反革命”，打倒了那幺多的“走资派”，后来许多人又被平反，“解放”一词是多幺感人肺腑。

冯德昌家里来了20多名客人，有从附近来的，也有从一团一部和其他连队来的。那时没有商业饭馆，只能在家里给客人准备饭菜。成桂英给客人吃的臊子面，还加了其它小菜。

孩子们第一次看大人喝酒划拳，看他们睁大涨红的眼睛声嘶力竭地出掌变换手指喊叫着，面颊脖子上的血管经脉挣得通红。家里热闹了一下午，大家庆祝冯德昌的“解放”。

四

“四人帮”垮台后，我被所在单位自治区铁路工程指挥部四一团一批准以工代干，作建筑材料采购工作。1979年，吐鲁番至库尔勒的南疆铁路即将竣工，自治区铁指更名自治区铁路工程局。自治区安排铁工局转产工民建，四一团一进驻乌鲁木齐市支援苇湖梁煤矿搞基本建设。我作为打前站人员之一，先期来到乌鲁木齐市。

虽然兵一团一已经在1975年3月撤销建制，但是兵一团一大部分成建制的单位只是易名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大大小小的问题堆积如山。为了解决原兵一团一工二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自治区一抽一调原兵一团一工二师各级干部造成工作组，认真搞好揭批查，落实一党一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冯德昌被调到工作组，夜以继日辛勤工作。

繁忙的工作期间，他多方打听我的消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知名度，工作组中没有人知道我。原工二师的揭批查工作结束后，工作组即将解散，冯德昌也要返回农四师拜什墩农场。这时，他从一个老工二师干部那里，听说我在铁工局工作。地处河滩北路的铁工局不通公交车，他就邀了工作组一个农四师的干部，踩着三月的泥泞从乌鲁木齐人民饭店步行3个小时，找到自治区铁路工程局驻地八家户，这才知道我在铁工局四一团一。四一团一驻地苇湖梁，八家户到苇湖梁不通公交车，他们两人只得又踩着泥泞返回乌鲁木齐人民饭店。因为已经买好回伊宁的长途汽车票，第二天就要回伊宁，冯德昌只得作罢。

五

1990年8月，我所在的兵一团一工一师成立了一个制片组，拍摄一部反映兵一团一工一师人几十年建设新疆的纪录片，我是制片组的成员。日本制造越野车拉着我们几个人跑完了东疆、南疆和北疆，最后来到西疆伊犁地区。那天傍晚，我们一行赶到伊宁市住在花城宾馆，吃过晚饭几个人出去溜溜大街，却在宾馆门外一遇见了冯德昌。我和他互相迟疑的对视了几秒钟，两人十分惊讶地互相握着手。我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只见他连连说：“你怎幺来了！你怎幺来了？”我们虽然25年没有见面了，他的善良的眼神和一口陕西话，却一点没有改变。我告诉同行几个人先上街散步，我要和多年没有见面的恩人说几句话。冯德昌牵着我的手来到宾馆门前一处草坪，我们坐在长椅上，诉说着分别几十年的想念之情。

冯德昌说，他从“老年斑”出来后，先后任兵一团一农四师驻伊宁县工作一团一十月公社工作队秘书，伊犁地区驻尼勒克县工作一团一秘书；农四师工建一团一保卫科干事。1975年任工建一团一纪律检察委员会检查员；1985年任农四师工建一团一群工科科长；1986年1月，任农四师拜什墩农场一党一委书记。

二十几年中，我一直随着老连队行动：196一9年4月工二师被撤销，我们连队被整编到建工师工四一团一；1971年集体被下放到农八师一四八一团一支农；1974年3月，为了修建吐鲁番至库尔勒的南疆铁路，兵一团一党一委宣布“解放”原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兵一团一基建部副部长蒲建国，由三位老领导负责兵一团一南疆铁路工程纵队的筹建工作，原工二师散落在各师的部队，以整一团一、整营、整连队编制回归兵一团一南疆铁路工程纵队；1974年9月，兵一团一铁路工程纵队更名兵一团一铁路工程指挥部，各支队更名为一团一，建制不变；1975年3月，兵一团一建制撤销，兵一团一铁指更名自治区铁路工程指挥部；1979年3月，自治区铁路工程指挥部更名自治区铁路工程局；1981年12月兵一团一恢复，自治区铁路工程局回归兵一团一，更名兵一团一工一师。

不管单位怎幺变迁，冯德昌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连做梦也梦见我回到拜什墩与冯德昌他们说话。20多年犹如做了一个梦，弹指一挥间，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冯德昌说了拜什墩农场许多事情和人事，却不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种种迫害。我也不愿提及这个话题，生怕触一动他的痛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造反派严重打击迫害。冯德昌这时已经是拜什墩农场的一党一委书记，他邀请我到拜什墩看看。我告诉他，我这次是集体行动，我个人没有选择权，去不了拜什墩，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日思梦想的拜什墩。

六

时间到了1992年，我所在单位要编辑出版一部企业几十年建设新疆的大型画册。这次我是负责人，拍摄图片途中，我决定在拜什墩休整一天。

上午，趁着光线好，我抓紧时间从不同角度拍摄完伊犁喀什河水利枢纽工程。然后站在喀什河西岸高坡上，鸟瞰河水从天山山口汹涌而来，呈S型流入水利枢纽，流入林则徐当年主持修建的湟渠。此时此刻，我当年在拜什墩农场工作的情形，以及冯德昌的知遇之恩，就像就像放电一影一样从我的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当年冯德昌主持正义，抵制了贾村公社对我的陷害。如果不是冯德昌的坚持，我一旦被遣返回原籍，时值“社教”和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面临的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冯德昌送给我一本新华字典，我走在哪里带到那里，新华字典成为冯德昌的缩影，是我我学习的良师益友。

当年冯德昌一封介绍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重体力劳动转变为令许多人羡慕的技术工人。就在眼前喀什河水利枢纽工地，我在这里度过多彩的青春时光。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却把冯德昌打入十八层地狱，诬陷他是“反革命“集一团一头目之外，包庇走资派子女李乐学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天事人事日相催，苍天有眼恶人自有恶报，不可一世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伟人身后“四人帮”被送上审判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使亿万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改革开放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机遇。

我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中国共|产|一党一陕西省地下一党一的父亲李葆棠得以平反，恢复一党一籍和公职；接着，我也通过考试被铁工局四一团一录用为干部，在宣传教育部门工作，专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我之所以在全一团一初中毕业“以工代干”人员转干考试中名列第一，与冯德昌当年对我的教导和帮助有密切联系。既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把冯德昌送给我的新华字典带在身上，单位走到那里，这本新华字典跟随我到那里。六百多页码的新华字典被我翻得起了一毛一边，这既是冯德昌帮助我进步的缩影，也是我坚持学习不断进步的见证。

中午时分，我们摄影组的越野汽车来到拜什墩农场。真是应验了“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句古语，刚下汽车我就与路过这里的冯德昌相遇。虽然这次相见没有1990年9月那样的诧异，但是冯德昌却一脸阳光，显得十分高兴，他牵着我的手同时招呼我的几位同行：“先到饭馆吃饭，今晚你们就住在这里，下午咱们再好好聊！”

冯德昌告诉饭馆经理：“这是拜什墩农场的老同志，要好好招待！”饭馆经理见一团一场一党一委书记发了话，见我们停在外边的汽车也挺高级，还以为来了上级领导，忙得不亦乐乎。

那天下午，冯德昌带着我们先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了坐。一党一委书记的办公室，还是我1965年在拜什墩时修建的，已经十分陈旧。在他的办公室里，冯德昌指着他办公桌对面的墙说：“你看，你寄给我的几篇文章，我都贴在墙上，有人来我就让他们看，告诉咱们拜什墩农场出了一个作家，当年我们保护李乐学值得”。

那时候我刚刚从新闻写作转向文学创作，经常在乌鲁木齐几家报刊发表一些千字散文，其中有几篇是怀念拜什墩的散文，就邮寄给冯德昌，表达我对拜什墩农场的思念，没有想到冯德昌如此看重这几篇文章。

那天下午，冯德昌带着我们驱车走了农场几个连队后，特地到我参加劳动的二连停下车，带我观看农田和当年连队职工住的旧宿舍，介绍拜什墩农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

晚饭是在当年同我一个连队劳动的朋友曾凡仁、姜夕芬夫妇家里就餐。在我们驱车下伊犁河谷地前，我就听到冯德昌安排曾凡仁要宰一头羊招待我们，所以晚餐是十分的丰富。

这天晚上，冯德昌安排我们一行住宿农场的小招待所——这是农场专门给上级领导建造的。我们几个无名小卒，受到拜什墩农场对上级领导的待遇。

七

时间到了2001年，7月的一天早上，我接到冯德昌从乌鲁木齐打给我的电话。说他来乌鲁木齐办事，住在在新天国际公司工作的大儿子冯磊家里。我说我这就找车接他。他说不用了，他二儿子冯刚开车在乌鲁木齐出差，冯刚直接开车送他来我们家，并嘱咐我在建工师机关大院等他。

过了半个小时，冯刚的车子出现在建工师机关大门口，我赶忙迎了上去，把冯德昌接下车，发现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们的话题仍然围绕拜什墩展开，我说我要写一篇题为《拜什墩》的小说，只是掌握的材料不充分。他说他这次来乌鲁木齐，要找兵一团一纪委书记蒋珊，反映伊犁某某人的贪一污问题，下午约好到兵一团一纪委见蒋珊书记，明天冯刚的车子回伊犁河，这次在乌鲁木齐不能多留。在我家吃过午饭，我找了机关一辆车送他去兵一团一纪委。分别时他说，明年夏天他还要来乌鲁木齐，那时候在我家住几天，好好聊聊拜什墩的事情。

有谁知道，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2002年7月的一天，正当我盼望冯德昌来乌鲁木齐的时候，却接到他的儿媳妇小随打来电话，告诉他们的父亲冯德昌因病逝世，安葬在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拜什墩农场。一个好人的一生就这幺匆匆走完了。

安葬冯德昌那天，拜什墩农场许多新老招工自发送葬，人人心里有一杆秤，冯德昌在拜什墩农场担任助理员期间，特别是担任农场一党一委书记以后，他帮助有困难的职工群众无数。不论是干部、工人或家属找他反映问题，只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他都调查清楚后及时解决。他用一个共|产|一党一员的一党一性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人性，为一党一旗增光，为人民服务。

写到这里，我想起伟大诗人臧克家的着名诗篇――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一身一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一尸一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八

那天我打开电脑，试着搜索我的恩师冯德昌。互联网和现代化办公工具真是不得了，显示器上立即出现冯德昌三个字和他的简要介绍：

冯德昌（1936-2002），男，汉族，陕西省宝鸡县蟠龙乡东壕村人，1936年4月25日出生，初中文化程度。1951年春，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补训十四一团一八连任通信员，同年12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一团一。因吃苦耐劳，被一团一授予模范战士称号。

1952年，在新疆军区十五师骑兵一团一铁木工厂工作，因工作出色，荣立二等功，1954年在骑兵一团一荣立一等功。1957年1月，担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一团一农四师十二一团一修配厂班长，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一党一。1959年在兵一团一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60年1月任兵一团一农四师十一一团一政法助理员。1961年11月任农四师十一一团一基建队管教员。1964年3月，在农四师政法干部训练班学习，1965年10月任兵一团一工二师十四一团一政法助理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1970年任兵一团一农四师驻伊宁县工作一团一十月公社工作队秘书，1973年任伊犁地区驻尼勒克县工作一团一秘书；农四师工建一团一保卫科干事。1975年任工建一团一纪律检察委员会检查员。1985年任农四师工建一团一群工科科长。1986年1月，任农四师拜什墩农场一党一委书记，高级政工师职称。1997年退休，2002年7月因病逝世，终年66岁。

冯德昌同志参加革命工作40多年，一贯忠于一党一，忠于人民，具有很强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心，工作积极，在兵一团一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其中，1953年被一团一授予二等功；1954年被一团一授予一等功；1957年分别被师和兵一团一授予优秀共青一团一员光荣称号；当选兵一团一和自治区首届共青一团一代表大会代表。曾经受到一团一中央书记胡耀帮接见。

短短700字，记录了他平凡而光辉的一生。冯德昌就是诗人藏克家所说的人——有的人已经死了/却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给人民作牛马人民永远记住他/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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