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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海安已经20年了，每年的清明节和秋天母亲的忌日，我照例要回老家看看，遇到圈子里的朋友，谈到曾经的那些人和事，我总是要问到徐泽，朋友们也总是一脸茫然：是啊，徐泽现在在哪儿呢？那神态和语气，让我不由得会想到鲁迅在《孔乙己》结尾处写到的那种意味。
徐泽大概的确不会回来了。
就在我离开海安两三年之后，他背包里塞着一卷诗稿，南下闯荡去了。
现在想起来，徐泽于我的印象无非两点，一是对文学的痴迷，一是对金钱和爱情（或曰女人）的向往。这两点都没有错，前者是他的天赋使然，后者则是每个有血性的男人都梦寐以求的。于是，为了圆他的文学梦，也为了追逐金钱和爱情，他毅然决然地汇入了“南漂”的大潮。
却无须“挈妇将雏”，因为老婆离婚了，牙牙学语的女儿丢在父母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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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住在大楼后面的一间老屋里，老屋原先是商号的盐库，一股潮滋滋的霉味从旧时代一直弥漫过来，即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能幸免。但生活却快乐而充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文学的黄金时代，那种全社会对文学的期待和推崇直到今天还令人怀想。常常有怀揣着文学期刊的青年朋友踱进来，一抽一烟、喝茶、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偶尔也会就着用报纸包着的卤菜大碗喝酒，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点也不是过甚之词。其中来得最多的就有徐泽。
他喜欢穿一件淡灰色的茄克衫，却不像有的时尚青年那样衣襟敞开着，双手斜插在口袋里，作潇洒状。他总是把拉链一直拉到尽头，就像一篇在方格纸上抄写工整的习作，规范中透出拘谨。他来了，翻开带来的刊物，评点着那上面的作品，说得最多的往往是刚冒出来的新人，口气中带着和自己比量的意思，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潜藏的那种出人头地的欲|望。他把《青春》的前身《南京文学》读作《南系文学》，因为费新我的行书把“京”字写得酷似“系”。我也不好意思纠正他，“南系”就“南系”吧，好在“文学”没有错，而且他的评点倒也时有见地。他先是学着写小说和散文，虽然作品中有不少生活内容，那种底层生存的情感也很真切，但总觉得还没有悟出门道来，我当时真的看不出这个机械厂的车工在文学上能有多大造就。
1983年春天，我在南京雨花台参加省作协组织的读书班。一天傍晚，徐泽突然风尘仆仆地来了。他是第一次来南京，显得很兴奋，一来就说他想写诗。当下就向我要了几张稿纸写起来，几乎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写好了，先自己用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朗诵了一遍，我当时就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同舍的老诗人陈乐坤也说写得不错。陈来自徐州，50年代就有诗名，后来被打成右派，前几年刚刚复出，他的评价应该是很权威的。我说徐泽你的诗写得真好，你以后就写诗吧。当然，在惊喜之余，我也有点小小的怀疑，他会不会事先写好了，背熟了，来这里表演给我们看的呢？又一想，即便是表演，但只要是自己写的，就说明他能写。
事实很快证明他确有诗才，因为自那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不少诗作，仿佛拨动了某根敏一感的琴弦，那些质朴清丽的天籁之音就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蔚成了诗坛上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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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陆陆续续地带来了不少同道：胡春、葛洪、钱梅、万川、海平、兴国。后来在诗坛上颇有影响的小海（涂海燕）当时还在上高中，也来过。海平和兴国操练小说；钱梅、万川写诗；胡春述而不作，说话也不多，似乎是个思想者，给人一种要幺不出手，出手就要一鸣惊人的印象；葛洪则五项全能，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都有涉及，而且在小说中还较早地涉及了中篇。我的那间小屋一时真可以配得上一部得诺贝尔奖的世界名着：《喧哗与骚动》。
一座小城的文坛在喧哗与骚动中渐渐显出了鲜活的眉眼，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与激|情的群体，他们既有文友之间最纯真的友爱，也有暗地里的争斗和忌妒。是的，忌妒，这没有什幺值得讳言的，那种因为别人的成功而引起的痛苦谁不曾有过？从根本上说，忌妒是因为彼此几乎比肩，都在渴望长高，那是青春的一部分。人到了暮年，忌妒之心渐至淡薄，看似炉火纯青，其实已是枯木朽株，没有能量也没有热度了，很可悲的。正如徐泽在散文《血色黄昏》中所说：“生命中，常有一股热血涌动，就像冰下燃一烧的火苗，就像地底翻滚的岩浆，就像飞鸟的翅膀驮着沉重的黄昏，痛苦而壮烈。”人哪，活的就是一腔热血啊！
在这一群中，徐泽和葛洪出道最早，关系也最好。葛洪才气过人，却又身体残疾，因而自卑，因而自傲，因而苦闷。他不光文章写得好，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也得到公认，据说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女儿对他很有意思，但葛洪太自卑了，终于不敢。文友中有认识那女孩子的，都为葛洪惋惜。我除了惋惜，多少年来一直对那位领导和他的女儿心存敬意，那毕竟是一个更看重才华的年代啊！
我是89年秋天调离海安的，第二年春上我回家有事，在徐泽家里和文友们有过一次醉生梦死的聚会。那天晚上大家的兴头都很高，每个人似乎都有值得庆贺的由头，徐泽即将去鲁院青年作家进修班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将从此由“作者”变成“作家”了，因而不免踌躇满志。葛洪的新婚妻子怀孕了，在由于自卑和自傲让大家惋惜了好多次以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其他的几位则有的是接到了刊物的用稿通知，有的在单位颇受器重，等等。大家喝了很多酒，自然也说了很多大话，一个个都有舍我其谁的气慨。文人一喝酒就容易轻狂，如果不是葛洪要回去接上夜班的妻子，大家还要闹下去的。葛洪走的时候，满脸洋溢着幸福，并戏称他老婆现在是大熊猫，国宝，一级保护。目送他骑着自行车一阵风地在夜色中远去，我们大家都在心底里为他祝福。
想不到过了大约一个月，我接到朋友的信，说葛洪患了肝癌，而且已是晚期。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便接到了他病逝的噩耗。
那期间我母亲癌症复发，我在外地的医院陪护，心情十分悲凉，在给海安文友的信中，我曾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并且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有什幺办法呢？只能“由之”了。
文友们曾经商定，由大家共同承担葛洪孩子的生活费。但葛洪死后不久，他妻子就把腹中的胎儿打掉了。葛洪什幺也没有留下来，除去零零散散地发表在各地刊物上的几部作品而外。
而后，徐泽从北京回来了，鲁院的经历对于提高他的文学境界可能大有裨益，但对于改善他在小城的生存状态却屁用没得。于是，他就揣着一迭诗稿只身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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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我陆续收到徐泽寄来的几本诗集，从简单的附信中知道他的行迹遍及广州、深圳、海口，一边在杂志社打工，一边写诗。虽然他说混得还可以，并且每次都预言将有好的开始，但我是颇为怀疑的，这一则是出于对他的了解，他是个好面子的人，即便混得很狼狈也不会告诉朋友的；二则是出于对世道的评判，一个写乡土诗的文人，既无力攀附权贵，又没有泼皮无赖那一套，在那个人欲横流的南方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
终于，前些日子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想出一本散文集，让我写几句话；又说他现在来南京发展了，而且又结了婚，老婆在东南大学上班。云云。
我心头不觉一阵黯然，他显然没有发财，而且从广东海南而回到南京，明摆着是一种退却。他把生命中最华彩的十几个春秋抛掷在南方的滚滚红尘中，而今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了，如同秋天的树叶，飘落在根的近旁。
但很快便又觉得欣慰起来，我是见过一些作家下海而发迹了的，他们挥金如土地包装自己，出豪华文集，请大腕名流捧场，真所谓“穷汉乍富，挺胸突肚”。其实，不管文集多幺豪华，评论如何高调，大家都心知肚明，原来的那个作家已经死了。徐泽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大款，但作为作家和诗人，他仍然青枝绿叶地活着。这些年来，他因清贫而舞文弄墨，因命途多舛而情系缪斯，而且有了这十几年的人生积淀，他的作品当会有一种新的境界，这无疑是很值得欣慰的。
至于这本名为《风中的小鸟》的散文集，我是无力评判的，只能留待读者诸君了。我只知道，这中间有一些文字真正感动了我。这些年读的书，有的聪明和智慧得让我击节赞叹，有的则才华横溢令我暗萌妒意，但缺少的恰恰是心灵深处的感动。徐泽的这本书给了我久违的满足，那种被征服的感觉，就如同书中《相思曲》里的两句话：“我用九千九百个日日夜夜垒筑起的门却被你轻微的手指一下推开，我无法不属于你。”
是的，我无法不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