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九岁时的一个下午，在县医院作化验员的姐姐把一个高个子、大眼睛、肤色很白净的男人带回了家。我现在还记得他穿的衣服很干净，说话声音很好听，他把进去说成“净去”，把五金商店说成“五京商店”，这让我觉得很新鲜。
母亲炒了几个菜，父亲陪他喝酒。但我看出来，气氛并不太好。
后来，我终于知道，他是一个带帽右派（至于带帽右派这个词儿，现在的辞典上恐怕还查不到，但我想以后会有的。关于这点，汪曾祺先生曾在文章里叙述过，当时，第一批揪出来的右派已经发配到全国各地，但上面还觉得人数不够，于是就接着整，于是就产生了第二批的带帽右派）。
虽然父母反对他们的宝贝女儿找一个比她大好几岁的右派，但这个人还是成为了我的姐夫。现在想起来，那或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佩服我的姐姐。
姐夫是杭州人，他的家就在西湖边上柳浪闻莺的孝子坊23号，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可谓书香门第了。他在北京的外语学院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就被带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了我们这里。还好，没让他去农村，把他分到了县烟酒公司，总算有个正式工作。
姐姐和姐夫有了他们自己的家，我喜欢姐夫，就常去他们那里玩，当然他们也都喜欢我。
姐夫给我讲雷峰塔、讲济公，我常常沉浸在他讲的故事里。
一天傍晚，下着小雨，姐夫下班回来做好了饭，姐姐下了班却要开会，我们就等她。我就又缠着姐夫讲故事，姐夫没讲，却眼睛茫然地瞅着外面阴霾的天空低低地唱起了一支歌儿。
我静静地听他唱着，小小的我居然被这忧伤的曲调感动了，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我怕姐夫看见，就背过身去用手捂住了脸。
若干年之后，我终于知道了这支歌的名字——《渔光曲》。
那天晚上，姐姐被医院里的造反派揪出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姐夫也随即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一晃儿，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姐姐姐夫都老了，姐姐在美国看外孙，姐夫住在北京，也已多年不见了。今天，窗外飘着清雪，一个人在家，吸着烟，孤寂地坐在电脑前，耳畔却蓦地响起了《渔光曲》的旋律，我知道，那是从我心里发出的声音。
我品味着这忧伤的旋律，想起了许多往事，同时，也更理解了姐夫当年唱这首歌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