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外号叫“商大妈”。我这个外号知道的人不多，可这个外号已被我背负十几年了。
说实在的，这“商大妈”的盛名我是其实难副的，我并没有多少“大妈”的功能，只是会做饭。十年前，两个漂在北京的诗人，居无定所，工作无着，甚而常常食不果腹，于是他们就住到我家里。那时我也是一个人在北京工作，（家人还没有来，）他们住到我家后，我的一居室里就热闹了。首先是多了两张床。那时，我也刚来北京不久，经济收入也仅仅是衣食无忧。我们三人在一起生活，三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一个折叠饭桌及一套炊具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开始时，我们都到楼下的小饭店去吃饭，有时还可以尽情地喝些酒，吃完喝完甩甩手惬意地回家，既不操心卖粮卖菜，也不管刷锅洗碗。每个晚上都是泡上一壶茶，在一起讨论着惠特曼、博尔赫斯、卡夫卡，偶尔也说说中国当代诗人及作品，我们三个人那时都是自命清高，恃才桀骜，也基本上是游手好闲，做出一副仿古的诗人风范。可是，诗人无论古今都得吃饭呐（据说神仙也吃饭），渐渐地入不敷出，小饭店我们吃不起了，就得自己在家做饭吃。这时我才知道，我这两个哥们是一直与厨房绝缘的。于是我就给他们各启一个外号，一个叫“陆大少”，一个叫“李懒猪”，他们就叫我“商大妈”。所谓“陆大少”，顾名思义就是一身皇族贵胄的少爷作风，决不会去市场买菜和下厨房做饭，饿了他也把脖子挺的倍儿直，大有一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架式；“李懒猪”之懒，堪称一绝，他吃西瓜、葡萄从不吐籽——懒得咀嚼、分辨、吐出；喝酒时，无论给他到多大的一杯酒，他都一口喝干——懒得一次次地举杯；睡觉时绝不脱袜子（换洗时除外）——懒得晚上脱早上穿。一次，我正在炖羊肉，突然接一个电话让我出去一下，我就对他说：“懒猪，我一个小时左右回来，十分钟后，你把厨房的火关掉。”他说：“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是十分钟。”我赶紧把闹钟拿出来定好时间，说：“闹钟一响，你就去关火。”他说：“好，你走吧。”我不到一小时就回来了，一进屋，一股焦烟扑面而来，我健步跨进厨房，看到火还孜孜不倦地燃着，我立即把火关掉，揭开锅盖一看，我那锅炖羊肉已变成烤羊肉了。我转身窜进卧室，怒目对他说：“懒猪，你怎幺不关火？闹钟没响吗？”他若无其事地说：“响了，我忘了你上闹钟是让我干什幺了。”听了他的话，我气得要命，笑得要死。
最可恨的是休息天的上午，我要睡懒觉，他们在床上饿的翻来覆去就是不起床，实在挺不住了，就都把腿伸出被窝用脚踹我的床，异口同声地喊：“商大妈，起床做饭。”
现在，他们都是在诗歌界较有成绩的诗人，同时，他们在各自的家里早已被训练成“陆大妈”“李大妈”了。
我做菜，在我的小范围的朋友圈里小有名气。一是我愿意琢磨菜的色形味及工艺，二是我胆子大，敢把各种菜往一起搭配。每当我品尝自己做的菜时，就像抱着我的女儿亲一昵一样。
一次，我的刚结婚的朋友董利带着新媳妇到我家做客，我为他们做了一桌菜，其中一道菜是将黄瓜去皮在开水里煮一下，再将黄瓜切成二寸左右的小段，中心掏空，把和好的肉馅塞一进黄瓜段里，裹上淀粉，用油炸透，再焦溜。这道菜大家从头吃到尾也没吃出黄瓜来。那顿饭，我还做了一个鲫鱼汤，乳白色的汤里又加点胡椒粉，大家喝得很舒服。董利夫妇对这个鲫鱼汤赞不绝口。吃晚饭他们就走了，没想到，正是这个鲫鱼汤，几乎酿成大祸，险些拆散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妻。
那天，董利夫妻从我家吃晚饭回家后，董利就一直说我做的菜好吃，尤其是那个鲫鱼汤好喝，并不断地问他妻子：“你会做这些菜吗？你能做一个鲫鱼汤喝吗？”他妻子说：“有什幺呀，明天我就给你做。”第二天，董利下班回到家，他妻子说：“赶紧洗手吃饭，今天我一定让你大开眼界。”董利一边洗手一边高兴，心想：这老婆还真行。当他坐下来，面对着一盘菜狐疑地问：“这是土豆片炒什幺呀？”他妻子说：“你吃吃嘛，看看好吃不好吃。”董利夹起来一块放到嘴里嚼了一下，立刻就吐了，说：“你真能闹，怎幺用香蕉炒土豆片呀？”他妻子理直气壮地说：“商大妈说只要不把菜配成毒一药就行。香蕉和土豆肯定配不成毒一药啊。”“香蕉是甜的，你又往里放盐，放花轿，还有醋，这是什幺味呀，人家商大妈配出的菜好吃，你配出这菜没法吃呀。”他妻子看董利有些急，就赶紧说：“好了，你别生气，我就是做做实验吗，不能吃，以后不做了，我给你盛一碗鲫鱼汤喝。”乳白色的鲫鱼汤盛上来了，董利端起来就是一大口。这一口咽了一半另一半像高一压水一枪一一样喷他妻子一脸。他脸色也变了，说话也结巴了，；“你、你这是什幺呀？这汤里都有什幺？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董利媳妇此时也火冒三丈，心想：我好心好意为你做顿饭，没得到夸奖，还招来谩骂。于是就委屈地又哭又闹，接着，俩人就打起来了，桌子也翻了凳子也倒了，末了，媳妇哭哭啼啼地回娘家了，临走时对董利说：“董利，明天咱俩就离婚。”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