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一五六、三次小偷入室北新泾地处城乡交界，流动人口极多，常住人口也急剧上升。我家炉子上的饭锅连锅被偷走，可见一斑。我刚搬到北新泾时，道路、大桥都没有，一片征收的农田被翻起，下雨天路难行。记得我去派出所报户口时，穿着高帮水鞋，艰难行走。当时北新泾派出所只有不到10名警察，现在翻了20多倍还说缺编。我从大连托运的书籍等等行李，纺一医院派卡车到公平路码头运到北新泾时，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中差一点翻车。艰苦了六年，终于安装煤气了。可是，不到一个月，就遭小偷深夜入室盗窃。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厕所，发现窗户大开，纱窗被烧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我马上想起，安装煤气表那天，一个民工提出要大便，我就让他使用了。洗手间的钢窗以前一直是从里面别上的，为了通气，上面的翻窗一直半开，从翻窗爬入室非常困难。洗手间窗户外是大楼总门上面形成的平台。我家到平台没有门，只能从厅或洗手间的窗户翻出去。厅里有儿子睡觉，晚上总是把钢窗从里面别上的。小偷从裙房爬上平台，轻轻推开洗手间的窗户，用火烧纱窗，再伸手打开纱窗插销，爬进洗手间。但是小偷没有想到：我家洗手间到厨房的门，里外都有插销。他在洗手间里无法通过厨房进入居室，因此只能在洗手间里“行窃”。可是我妻子连洗头膏都不用，除了用过的牙膏、肥皂、脸盆、一毛一巾，什幺都没有。小偷唯有原路返回，一无所得。我家从无外人上过厕所，小偷是谁非常清楚。我到派出所报案，令人惊奇的是：没有达到被盗2000元，不予立案。我说：“只要到煤气公司一查，就能抓住小偷。上海的住房结构相仿，在我家未得手，在别处可能得手。而且，煤气公司可以将他除名，以免他继续作案。”结果是不予理睬。1994年我刚刚分到新房，旧房发生“危房一事件”。楼上四楼的地板塌了一个大洞，还好没有砸着楼下的人。《劳动报》记者采访在重要栏目刊登了报道。上海市建筑专家和同济大学的专家前来调查，发现预制板所谓的“水泥”可以用手指捏得粉碎，所谓的“钢筋”如头发粗细。整个大楼已经偏斜，因为地基位置原来是一个河道。长宁区房管局提出：“三楼以上大修，三楼以下小修。”而专家们一致意见“推倒重造”。期间发生几件事情：1.追查“危房”形成原因。楼是上海县三产工程队盖的，竣工时因为北新泾划归长宁区，当时长宁区房管局检查“不合格”拒收。没有多久，又说“合格”，接收并分房。现在定论“危房”，原上海县三产工程队早已解散，因为上海县并入闵行区，早已不存在了。问题是楼房的图纸及相关资料都没有了，成了一件无法追查责任人的无头案。2.长宁区房管局召开居民大会，谈判临时搬迁和补偿办法，发给我们的“文件”竟是过时失效的文件。大楼里有一位居民是另一区房管局干部，他复印了新的文件每家一份。弄得长宁区房管局主持人狼狈不堪。3.居民大会召开时，北新泾派出所警察压阵，如临大敌。我们天天生活在“危房”中，随时有楼倾人亡的危险，他们却把我们当成闹事的“刁民”。拆楼难免而紧急，赔偿则严重不足。胳膊拧不过大一腿，长宁区房管局“请”的赔偿估价的“事务所”拍板定价，一律按原装修价六折赔偿。1995年10月，南京部队工程兵进行定向爆破，接着就是重建。我还好有长中心增配的一套房子过渡，于是立即装修。原来准备给儿子结婚的房子，只能自己入住，否则就要两次装修。重建的大房子将来给儿子作婚房。小房子装修不久，有一天我生病在家，突然听到防盗门有人用钥匙开门，就起床去看是怎幺一回事？我打开铁门，那个小偷吓得拔腿就逃。这个人可能就是安装防盗门的外地民工。他没有想到我已经把防盗门锁换掉了。安装防盗门的老板承认一共挣了我2000多元（防盗门、南北两个防盗窗、铝合金大窗、铝合金室内隔窗），还留了后来入室盗窃的门路。因为安装防盗门的民工是老板的兄弟一伙。老房子重新造起来，原地返回，我就没有装修，等儿子结婚时再让他自己设计装修。有一天，儿子在大房子看书不慎睡着。因为天热，厨房窗开着通气。他的新泾四村一个朋友来看他，发现此情，就从厨房窗伸手进来打开大门，进入内室偷走了儿子的钱包和手机。儿子醒来发现钱包、手机被偷，就报警。因为被盗数额超过2000元，就立案，后来破案。钱包里的身份一证、助动车车证和驾驶证等等都被小偷扔掉，现金700多元被挥霍一空。因为手机是他妈妈买的，儿子不清楚价格，报警时怕不立案，就说现金有两千多。破案时，这小偷只承认现金700多元，受到警察严厉制裁。后来小偷遇到我儿子，怪他虚报使他受尽苦难。我儿子说：“活该！”我叫儿子去补办助动车车证和驾驶证，他为了省钱没有办，反正有助动车发|票、车一牌和失窃证明，他就一直开着。后来“用油助动车”不准再办|证，一张“用油助动车”的车证可以卖到一万元。儿子很后悔，但是已经无法补办了。一五七、入一党一1994年我的档案正式转入长中心后，立即列入医技科室一党一支部入一党一培养对象第一位，被安排到区委组织部举办的《一党一的基础知识》培训班学习，获得合格证书（长委组培字00072号）。当时的医技科室一党一支部书记贾伯*是贾院长的表弟。他也是转业军人，与我很谈得来。他妻子是上海市武警总医院药剂科主任。夫妻两个邀请我去家里访问。他告诉我，贾院长说的，像你陈宣章这样的难得人才，除了给房子、给职务、给设备，就是要发展入一党一。一党一的事业需要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1994年4月22日，我与贾伯*合写的论文《市场经济与医院转制中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的新矛盾》在长中心第一届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获得二等奖。我是第一作者。不久，贾伯*调到院务科负责新建药厂，从妇产科支部调来白*尘当书记。白书记第一次找我谈话就是说盛惠*技一师对我有意见。我就告诉她：“盛惠*与唐宝*虽然是同一年从长宁卫校毕业，唐宝*一毕业就在病理科，盛惠*是郭孝达逝世后调入病理科的。他们两个人矛盾很深，盛惠*与徐*一伙，唐宝*就拉拢徐世*。我是科主任，必须一碗水端平。我只以工作为准，表扬与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我对盛惠*没有意见。”经过一年多考察，又到纺一医院调查我的思想、工作等等表现。这时候，纺一医院医技科室一党一支部王书记是长中心调入的，我们以前在公交车上相识，又经常相见。我调入长中心，他调入纺一医院。他原来是长中心的一党一支部书记，因为看不惯许多丑恶现象，才调走的。他告诉我长中心的内幕。我则告诉他纺一医院的内幕。现在他给我写了一个很好的评语。1995年9月12日，支部大会通过我的入一党一。原来是决定9月13日召开支部大会。因为这一天我要出差，故提前了一天。我心里想，还好提前了，否则“9·13”这一天太不好了。我的入一党一介绍人是检验科主任仓根*和检验科检验师*瑛。我已经快50周岁了，距离我在二军大第一次递交入一党一申请书整整31年。在二军大、403医院、纺一医院，我都被拒之门外。预备期一年中，我在科内继续低调，但是我发现医院每天的门诊病人很苦：早上等挂号排队，就诊排队，检查付费排队，检查排队，开药付费排队，取药排队。看一次病就是半天，有的甚至要拖到下午，尤其是下肢骨折、残疾、怀孕、老人、体弱者，更是困难。再加上医院门诊各部门与检查科室的位置分布不合理、标志不显着，连医院工作人员也弄不清那个部门在哪里。骨科门诊与石膏室在门诊部最里面，进进出出很费劲；怀孕妇女做B超在住院部病区里，上一上一下一下不方便；残疾、老人、体弱者在高温季节经常虚脱。可是当时医院重点抓“专题治理”（乱收费、收受红包、以物代药）和“专项治理”（药品回扣、物品回扣），对门诊病人的苦楚没有在意。于是我每周星期六在门诊部门口自己设立“义务服务台”，借来一辆双轮手推车，专门为五种门诊病人服务。《长中简讯》九六年第五期刊登离休干部孙澜云的来信，全文如下：长宁区中心医院：贵院在门诊部特设的义务服务台，学习徐虎见行动，496号服务员主动热情为病人着想的动人事迹值得大树一笔。6月8日中午我因严重关节病来院诊治，下车后由儿子扶住而不能动步，因我体胖儿子背不动，正在万般无奈之际，496号同志亲切地迎上前来了解情况，立即找来推车，一路推我看门诊、拍片，给我解了燃眉之急。贵院在学徐虎活动中的新风尚使病家受益匪浅，还望发扬光大。（离休干部孙澜云）编者按：自医院开展“内学吴孟超，外学徐虎”活动以来，病理科一党一员陈宣章主任（工号496号），从5月中旬起坚持每周双休日来院一天，利用休息日义务导诊，病人有困难及时帮助解决，获得了病人的好评。倘若全院每个职工都向（像）陈宣章主任一样遇到处在痛苦危难中的病人，能竭诚以待解决病人的痛苦；在诊疗过程中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就会使病人感到医务人员的亲切可近，融洽医患关系，杜绝硬、冷、推的不正之风。令人奇怪的是，同一期《长中简讯》中报道：“在双学活动中，外科的年青一党一员和一团一员们以实际行动向徐虎、吴孟超学习，在一团一支部的组织下开展双休日义务导诊为病人服务活动。”“在我院实习的上医大学生，自6月1日起在双休日期间义务为门急诊病人服务，解决病人的不便。”而我每次义务服务时，并没有见过这些年轻人。《长中简讯》报道我后，医院才组织年轻人义务导诊，而一党一委书记委托支部书记白*尘找我，劝我不要再义务服务了，让年轻人去干吧。我就停止了义务服务。不久，年轻人也停止了义务服务。1996年9月12日我转正为正式一党一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