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九十二、肺癌打青、链霉素两周，“左侧肺炎”毫无好转。我每天下午低烧，就对病房医生提出服雷米封。病房医生提出“去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X光断层拍片”。取报告那天，我穿着军装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他们正好在讨论疑难X光片。我就在后面听。他们看我军装笔挺，不知道我是病人，也没有叫我走开。我的X光断层拍片诊断：“肺癌”。我就马上去附属医院病理科给403医院医务处打电话汇报诊断结果。我说，这样的报告，他们不会直接给病人，希望医院派人取报告。医院叫我立即回医院病房。我又到放射科。当天负责读片的是放射科副主任。我对她说：“郎之*主任在吗？”“郎主任脚伤在家休息。”“我是郎主任的学生，前几天是她开单子拍的片子。现在诊断肺癌。能不能请郎主任读片后再打报告？”“可以。不过郎主任不知何时能上班。”“我认识郎主任家，在一海校院内。”“那你借片去她家吧。”我付了押金，办了借片手续。郎主任与我二军大外科老师张美蕊教授是大连医学院同班同学，亲如姐妹。每次我回上海探亲，郎主任就托我捎带东西。回来时，张教授也托我捎带东西给郎主任。郎教授是大连医学会放射分会主任委员，医术高超，而且对病人态度特好，是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家有读片灯，不管男一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律热情接待。她见我上门，着急地问：“怎幺样？”我说了放射科读片的结论，她就认真读片，最后说：“我看也像。阴影是个肿块，直径5.5厘米，结核球没有这幺大。另外，旁边一根大血管被压弯了。如果是结核球，大血管被侵犯就会大咳血。这种膨一胀性生长是肿瘤的特点。所以我也是这个诊断。”她建议我及早手术。我就致谢告辞回家。因为孩子上学，妻子在家病休。已经中午，我还没有用餐。医院派的人没有取到报告，追到郎主任家，又赶到我家，当着我妻子的面说：“医院领导商量的结果，立即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手术。”我妻子莫名其妙问：“怎幺回事？”我平静地说：“大连医学院诊断肺癌。”她马上泪流满面。我说：“现在有两个问题：1.为什幺我用雷米封后低烧消失？2.我有开放性肺结核的接触史，没有在痰中找到癌细胞，不能最后确诊。从今天起，我每天给自己查痰癌细胞，再请检验科每天查痰结核菌。什幺时候最后确诊再说。”痰癌细胞天天隐性；痰结核菌也天天隐性。有一天，我看到检验科退休的汪德*来医院办事，就求她给我查痰结核菌，结果查到“五号菌”。以前查痰结核菌一直隐性的原因，检验科小胡因失恋，工作马虎。于是我就转到406医院结核科治疗。我是特例：短期过度劳累引起结核球迅速膨一胀，现在终于在思想上解放了。从中，我深深体会到：1.临床第一手资料非常重要。2.权威的诊断并不一定完全正确。3.一般人以为权威不会误诊，其实不然。权威天天接触疑难病例，有误诊不难理解。相反，一个一遇到疑难病例就推给权威的医生，当然误诊少。现在医院的医生常常局限性地迷信机器而忽略临床第一手资料，这样就容易造成误诊。为此，我开始研究医学思维。1984年我发表《正确对待检验结果是临床思维的重要课题》，1984年我发表《谈误诊的定义和分类》，1987年我发表《医学科学与形象思维》等许多文章。这些都是我从自己生病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为我后来独创“模糊计量病理诊断学”研究分支打下了医学思维基础。九十三、肺手术住院治疗开放性肺结核，可是406医院管我病房的医生是个护一士长改行的。对于她的治疗方案我不能横加干涉。除了抗结核药，她给我用了周效磺胺。我问她为什幺？她说有合并细菌感染。谁知病房有规定，护一士必须看着病人服药。我原想偷偷拒服，结果失败。406医院传染科护一士技术很棒，每天静脉注射雷米封，手背1厘米血管可用两周以上，针针见血，真是佩服。注射雷米封引起食欲大增，我入院时体重98斤，很快就达到126斤。父母来大连避暑，郭院长陪同来医院探视。父母闻我开放性肺结核住院治疗，以为我骨瘦如柴，谁知又白又胖，一点不像病人。第八天上午十点左右，我腰痛激烈，尿如鲜血，才知道第二片周效磺胺发生过敏反应。这影响了我的一生，至今肾脏有病，痛苦万分。这是“药源性疾病”。国际权威认为：从医学哲学高度讲，人的疾病中有1/3可以医治；有1/3因目前医学水平限制无法医治或者不用医治会自愈；有1/3是“医源性疾病”或“药源性疾病”。巫医庸医、粗疏作风、技术事故、弄虚作假等等害人不浅。革命人道主义必须落实到医疗实践中去，否则手术刀会变成屠刀，药物会变成毒|品。我每天还要口服雷米封3片，一天一次，结果复查转氨酶升高。医生要改成利福平，我就拒绝，要求口服雷米封1片，一天三次，结果复查转氨酶逐渐恢复正常。利福平对肝脏损害更大。我的弟媳妇就是因利福平致药物性肝炎，被诊断为“急性黄疸性肝炎”送进传染病房隔离治疗40天。最近慢性肝炎复发，还没有痊愈。我经过治疗，结核球直径缩小到3.5厘米。但是我知道结核球完全消失是绝不可能的。一旦结核球直径相对稳定，可长期保持静止状态，但当机体抵抗力降低时，病灶可恶化进展，播散形成播散型肺结核或液化咳出形成空洞。在稳定期，我就要一直进行抗结核治疗。我的肝脏、肾脏已经不正常，药物长期使用后果如何？因此我提出手术治疗。大连结核病医院外科主任王教授给我会诊，亲自做X光***，并且答应亲自为我手术。我就提出回403医院手术。当时，张崇*副院长担任第一助手，宋定*担任麻醉。手术前，我给政治处主任夏康*留了一封“遗书”：“一个医院，如果自己的工作人员手术要到北京做，就是对自己不信任。病人还怎幺信任这种医院？如果我手术失败，不要追求任何人责任，只要认真寻找教训就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追认我为共|产|一党一员。我没有遗产，所有藏书交给医院。”我对夏主任说：“如果我死了，就打开遗书。如果我手术成功，遗书就烧掉。”1981年7月28日手术。王教授问我：“保留肋骨吗？”我答：“为了手术顺利，不保留。”王教授说：“拿掉左第五肋手术，最后再植入原位，将来会重新长出新骨。”我说：“算了。少一根肋骨不影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一本书在印刷，一本书在争取出版，还有旅顺基地护训班病理学教课，我无法等待。手术进行了四个半小时，很顺利，拿掉左第五肋骨，切除一段肺，缝了22针。麻醉醒后，插一入胸腔的引流管引起剧痛，我又昏睡过去一天一一夜。苏醒后最难受的是脓血痰堵在喉头，我自己用吸引器吸管插一入喉头吸痰。一周后拆线，我回家病休时体重118斤。手术后我继续抗结核治疗三个月。前后十个月，打的链霉素有600多瓶，服雷米封近一千片。我手术后，内科医生袁生*因支气管扩张在本院肺手术，术后再也不上班；内科护一士小张二十多岁，因结核球也在本院肺手术，术后再也不上班；我却术后在家校对印书稿，不到两个月我就不坐班车、骑自行车上班，单程五十分钟，还有很长的上坡路。我经过骑自行车锻炼，肺功能恢复很快。我就这样身负几重担子拼命工作。1981年2月到1982年4月，担任旅顺基地护训班病理学教员，被评为优秀教员。从1981年7月手术到2005年12月，继续工作24年半。我认为：人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有一份热发一分光。我就像一支蜡烛，燃一烧自己，照亮别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