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四〇、刺激和痛苦我坐船去武汉开会，因为肾结石，我随身带着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一液。我在三等舱的上铺。逆水行船很慢，我不断地在舱内跳上挑下，引起肾结石下行卡在输尿管狭窄处，肾绞痛发作，尿血。我在铺上强忍了五个小时，实在不行了，就去找船医。我出示了工作证，并且告诉他我肾绞痛发作，尿血。他说船上没有药，我说自己带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一液。但是他不相信，以为我是吸毒者。我就用他吃完饭的一次性饭盒当场小一便，一盒鲜血。他才给我打了针。因为我没有带注射器，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注射器。到了武汉，当天晚上又是肾绞痛发作，尿血。我在大会会务组老师的陪同下去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急症，再次注射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一液。会议期间，我发现“中国医药生物数学学会”正在发生“政变”。原来的副会长、浙江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周怀*教授利用华东分会的强大实力要把方积乾教授搞下来取而代之。会议上两派对立，斗争非常激烈。还有一个原因：中华医学会不愿意接受医药生物数学学会作为下属机构，周怀*就到北京挂靠“全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即CSiAM）”，成为它的下属分会。武汉会议就是“改朝换代”，周怀*要当会长。周怀*在上海参加了我的科研成果鉴定会。他几次来信要我与他合作出书《定量病理学》，而第一作者是他。在武汉会议上，他一直把我列入他的“政变”阵营。但是，我对方积乾教授的功绩予以支持，我认为：搞小动作夺权是卑鄙行为，会造成医药生物数学学会的分裂。好不容易一团一结起来搞学术研究，他却为了个人地位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于是我公开反对这种做法。这是我的正方形性格使然。在选举分会委员时，周怀*一反会议初期鼓吹我的态度，反对我作为候选人。我的成就是与会代表公认的，结果还是被选为分会委员，并就任财务后勤组副组长。会议上，方积乾教授为了防止分裂进一步扩大，主动放弃会长一职，周怀*就任会长。周怀*就把方积乾“尊”为名誉主任委员（见《数理医药学杂志》1993年第1期P96）。此时，方积乾教授才56岁，身强力壮，正是出成果的丰盛期，这真是一个大笑话。会后，周怀*利用会长职务和常委会、全委会中的多数搞了不少小动作：1.1992年11月30日搞“通信投票”增加两个常委，谁知道其中的票数是否真实？2.搞突然袭击开常委会，使得不是亲信的常委无法参加会议。3.私自任命亲信徐州医学院数学教研室讲师李*为分会“秘书长”。4.再次召开会议，对不是亲信的委员不发通知。武汉会议后，所有会议（全委会和学术会）都不给我发通知。连1994年在上海交大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生物数学会议、1996年在上海召开的CSiAM学术会议、1997年在上海召开的医药生物数学学会会议都没有给我发通知。但是，周怀*没有放弃要我“参加”写书。他不直接写信给我，而是通过上海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孙伟民来信，要我“在近期将编写大纲写出来寄给周老师”，“请您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有关章节”。一个纯数学老师，没有任何病理知识，却要写《定量病理学》，我不能保证将来出书时作者中有没有我的姓名。我连信也没有回。我与周怀*从此就断绝了往来。从武汉回上海前，我托大会会务组老师到附属医院开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一液各一支，以备回程船上万一再肾绞痛发作，尿血。在船上，我小心翼翼，不敢跳动，总算平安回到上海。回到医院，我没有说肾绞痛发作的事，谁都不知道。但是我心中的痛苦更甚。一四一、重要病理个案全国胃癌病理协作组有一个“早期胃癌”课题，要求各医院按照标准提一供病例。胃癌组织仅局限于粘一膜层为“早期胃癌”，突破粘一膜肌层到粘一膜下层就不是“早期胃癌”。所以要求把胃癌病灶边缘向外2厘米的胃壁全部取材，往往要取材几十片到一百几十片。只要有一片的胃癌组织突破粘一膜肌层，就淘汰，就不是“早期胃癌”。这个课题的领|导|人之一就是沈铭昌教授，我积极支持这项工作，提一供了许多病例，其中竟然有潘书记的父亲。他的胃手术标本，我们一共做了118片胃壁切片，全部都局限于粘一膜肌层。按照日本文献，“早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100%，手术后不用做化疗。潘书记看了他父亲的病理结果，非常激动。这时候，医院上下才知道病理工作对病人预后的重要性，而且知道病理科工作的艰巨性。最多的“早期胃癌”病例，竟做了160多张切片。而且，一旦发现一张切片中胃癌组织突破粘一膜肌层，就“前功尽弃”。但是，只要有“早期胃癌”的可能，我们一例不放过，按照规范取材、制片。一个病例的工作量相当平时一周的工作量。不久，孙副书记的妻子发现直一肠癌，虽然位置较高保全了肛门，但是关键是癌组织有没有突破粘一膜肌层？病人年龄才四十多，孙副书记焦急万分。我们取材时也按“早期胃癌”的规范，做了许多切片。可惜，肠癌组织已经突破粘一膜肌层。从此，孙副书记这个肺内科医生对肠癌和病理特殊的关心和重视。不久，纺织局教卫处老处长患病，因为诊断不明，有关科室会诊，我也被邀请参加。临床科室对病理诊断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引起了医院领导的重视。我就趁机提出了显微镜更新换代的问题。以前由于老院长的病理，医院进了一台进口冰冻切片机，这是全上海医院中最早的冷箱式冰冻切片机。当时连市级医院还是CO2冰冻切片机。但是我科的显微镜却还是五十年代的产品，视野小，单筒，用反光镜作光源，又暗又累。我的左眼视力明显比右眼差，因为左眼长期看显微镜。医院马上购置了电光源奥林巴斯双筒显微镜。不久，纺织局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因乳%房肿物手术。她是纺织局的财神，从局领导到医院领导都非常重视。术中冰冻切片诊断是乳腺癌。为了测定预后，我专门为她作了免疫组化测定。对外贸易公司一党一委书记给我科送来了出口的牛仔裤作礼物表示感谢。沈铭昌教授说，要领导重视病理科，最好的时机就是大干部做病理检查。有一年，上海市委书记生病要到肿瘤医院作病理检查。市委书记的秘书在前一天到医院视察，发现门口的路高低不平，回去汇报后，马上派来工程兵部队用速成水泥连夜铺路。相反，病理科工作人员长年密切接触有毒气体二甲苯和致癌的甲醛，申请保健费却一拖再拖。工厂中接触苯类的工人五十年代就是甲级保健，即使困难时期也保证鲜牛奶供一应，而病理科工作人员却一直没有保健费和鲜牛奶供一应，直到八十年代末才给乙级保健费。一个医院，最肥的是设备科、基建科和药剂科；其次是手术医生；最穷的是病理科。因为在解放后我国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医院经费是不用担心的。病理科的收费与查大小一便常规一样，做一例仅一角钱，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做得越多，赔得越多。病理科号称“清水衙门”，责任却特别重大。医科大学生一般都愿意到手术科室工作，没有人想到病理科工作。在市场机制下，病理科医生的奖金全院最低。这里讲一件事：1984年5月我参加“全国性临床医学中的技术、经验与思维”学术讨论会（昆明）。因为我肺手术后高原氧气不足，在昆明发高烧住院。会后，大连卫校李加林老师陪我从上海走。在上海老城隍庙小商品市场，我俩各化5元钱给妻子买了一根假红宝石项链：红宝石是玻璃，项链是铝涂黄|色。李老师给我讲了自己的遭遇，说明为什幺给妻子送项链。李老师妻子是他大连医学院同学，美丽贤惠。李老师高大英俊，口才学术、组织能力极强，但是父亲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女方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女同学以死相许，非李加林不嫁，女方父母只得同意。李加林毕业分配在大连卫校当病理助教。他儿子与他一样高大英俊。不久前，年逾古稀的李加林父亲回到大连，被定为高级干部，原来他是共|产|一党一员。当时，大连只有两个人知道此事：李老师母亲和大连市委组织部一个干部。因为李老师母亲每个月去大连市委组织部领取丈夫的工资。李老师不久就入一党一、担任大连卫校副校长。陈培农老师退休后，李老师是大连病理学会会长。他是副校长，竟然与我一样穷得给妻子送假红宝石项链，简直是一个笑话。因为我们的工资只有区区六、七十元。正因为病理科穷，所以这些重要病理个案促使医院重视病理科，为我们工作增添设备，提一供了方便。但是个人经济效益却难以改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