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〇四、父亲患肠癌1986年4月30日17:30，上海长途电话：我父亲得右结肠癌，有鹅蛋大小。我对母亲说：“立即找我同学上海海港医院崔宝*；马上住院，准备手术；我医院领导都回旅顺了，今天星期四，明天五一节，后天与星期天换休。我要五月三日请假坐船回上海，到时候我会与崔宝*商量医疗事务的。”我坐五月四日船回上海时，差一点丧命。“长绣”轮在进吴淞口时被万吨货轮撞了。每次我坐船，都到船医处帮助看病。这一天，船员（她是“长绣”轮的模范）生病，船医兰*请我会诊。正当我在船员仓看病时，万吨货轮撞了上来，相撞处留下一个直接3米的大洞。正好是我当时所在船员仓隔壁，离我不到2米远。为了父亲的病，我自己差一点送命。因为事故发生在白天，船员仓基本无人；客仓里的旅客都在甲板上看自己坐的客轮进吴淞口，所以船上仅有甲板上跌伤十几人。我顾不得自己，与船医一起处理伤员。“长绣”轮在出事地点停留很久。原定五月六日上午十点下船，结果延误了。我是七日清晨回到家。令我吃惊的是：父亲还在家中。原来，兄弟妯娌开会，坚决反对到海港医院住院。我立即陪父亲去长征医院找老师，联系住院。王教授说：“老人78岁了，算了，别手术了。”我说：“过段日子，肿瘤引起肠梗阻，还是要做急症姑且手术，肠管端端吻合，不如现在还能切除肿瘤。”王教授给开了入院通知单，可是因为床位紧张，要等两个月。晚上开会，兄弟妯娌都愣了，都叫我去找崔宝*。第二天，崔宝*对我说：“既然你家这幺多人反对住海港医院，你何必独担此责任？”“我只有20天探亲假。到哪个医院能马上有床位啊？”他告诉我，有个同事调到黄浦区中心医院肿瘤科，叫我马上去联系。果然，这位医生立即腾出床位收治我父亲。谁知办入院必须作肝功检查，三天后取报告因为GPT升高，被诊断为“肝炎”要隔离治疗40天。我懂得：肠癌病人也会GPT升高，根本不是肝炎。但是，入院处坚决不干。我到药店买了“垂盆草冲剂”，父亲服了一周，GPT正常，终于住进肿瘤科病房。在病房走廊里，一个医生问我：“哪个大学毕业？”“二军大海医62年级。”“我是海医63年级的，见你很眼熟。肿瘤科钟主任是你同班同学的亲舅舅。我就是你父亲的病房主管医师。”我真没有想到事情变得如此顺利，可是，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星期。钟主任是黄浦区中心医院“一把刀”，可在文革中造反派专门打他的右手指。我父亲手术由刘副主任主刀，李铁*同学第一助手，手术很顺利。肿瘤已经长得人头大小，切除了部分小肠和一半结肠。术后大便一直稀薄，次数多。诊断：升结肠绒一毛一状腺癌。假如早做手术，肿瘤不会这幺大，切除肠管要少得多。假如再等两个月，大概肿瘤就无法切除。所以，社会上许多病人由于种种原因延误手术时机，后果严重。我们的医院难道不能千方百计为病人着想。“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这是很难的。要不，社会上许多人为什幺要找医院“后门”，还要塞红包？父亲手术后活了五年。83岁时跌一跤，***骨头骨折、盆骨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无法手术，躺在床上并发肺炎而死。父亲手术结束，我48小时没有离开。但是假期已到，我当天下午坐船回大连。因为6月1日我要去北京参加第三届海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会议。我妻子已经给我买好大连去北京的飞机票。我做梦也想不到：这张飞机票却得罪了一位“大人物”。一〇五、海军科委会1986年初，海军卫生部周自清处长到各地医院视察，筹备海军第三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他是二军大海医60年级校友。在403医院，他来看我时知道我出版两本书和发表二十多篇论文，就叫我写个材料。403医院不推荐我，我就一毛一遂自荐。海军第三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63名委员中，海军后勤部调研员2名，海军卫生部4名，海军医学研究所11名，二军大海医系4名，海军军医学校4名，海军总医院13名，舟山基地防检所所长1名，湛江基地卫生处处长1名。三大舰队中心医院中，401医院4名，411医院5名，421医院3名。其余11名来自普通的海军医院：403、404、406、408、412、414、422、423、424、425、313各1名。63名委员中，高级职称33名，中级职称15名，初级职称5名，纯行政人员10名。63名委员中，60岁以上10名，55-59岁20名，50-54岁19名，45-49岁8名，44岁以下6名（其中纯行政人员3名）。我年龄倒数第三，40.5岁，职称是初级。在三名44岁以下初级职称者中排倒数第二。403医院一大批中级职称者，包括院长、副院长都不是海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我一到大连，就接到旅顺406医院五官科主任韩志*副主任军医的电话。他叫我买当天去北京卧铺票一起去。我告诉他，我的飞机票已经买好。我比他早一天到北京。其实来回飞机票比卧铺票还便宜，他们医院不让他坐飞机。在科委会开会期间，韩主任对我不理不睬。我俩都是旅顺基地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大一姨姐夫妻俩都调北京石化工厂多年。大姐夫有自备车，我有幸游览北京的许多景点，也到海军总医院看望了从403医院调入的闫并文护一士。海军科委会中，我是唯一的病理专业者。401医院病理科主任不是海军科委会委员，连海军总医院病理科主任虞积*也不是海军科委会委员。虞积*是北京医学院着名病理教授雷道年的研究生。后来他是全军病理学科知名专家、病理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zheng府特殊津贴；先后赴意大利帕玛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修；全军医药卫生十一五重大专项XX课题首席专家；海军医学委员会常委，中华航海医学会委员；《海军医学》、《诊断病理学杂志》、《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国医学导报》《中华医学信息报》等杂志编委；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8项；发表论文130多篇，其中20余篇在国际医学期刊发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查新发表论文被国际学术刊物引文到达180次以上，美国权威病理学专着“Ackerman’sSurgicalPathology”多章引用了该专家研究成果。我就写信给虞积*，建议成立海军科委会病理学组，请他当组长。他未予理睬。后来我看到虞积*一篇发表的论文，其中有错，就直接写信给予指出，他又未予理睬。我就把信寄给雷道年教授。我与雷教授很熟，多次在全国病理学术会议一起开会。后来在1987年7月抚顺会议上，张荫昌教授请我为教授们讲“模糊数学”课时，雷教授也在座。虞积*论文中数学方法有问题。雷教授回信表示感谢，并告诉我，已经与虞积*通话告之。我入选“海军科委会委员”，给我带来的不是荣誉，不是工作的方便，而是妒忌和灾难。海军卫生部周自清处长说我“多管闲事。可惜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