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七十、张文*小一姨一子的对象是夏康*介绍的。我们约好在我家见面。双方见面后都满意，但是我小一姨一子错把夏康*当成对象了。夏康*江苏人，中等个子，英俊白皙。他妻子随军后，有工作，有儿子。金院长“歪”了不久，洪副政委也走了。旅顺基地大连供一应站周副政委来医院当政委，夏康*调来当政治处干事，又升政治处主任。而尹兆善是山东人，高大黑粗，一口山东腔。他在大连供一应站614仓库当主任，与我同岁，比我还大几个月。小一姨一子排行第三，个高靓丽，在大连玻璃制品厂当仓库保管员。玻璃制品厂领导反对她嫁给军官，给他介绍男朋友。但是我还是支持这门亲事，反复做思想工作，岳父母对我的意见也十分尊重。他俩后来结婚了。尹兆善在大连供一应站的威望很高，一度被作为“副站长”培养，但是因为文化程度低没有落实。转业在大连城建局园林管理处，后来升为城建局的处长，现已退休。锦州接兵回来，连襟尹兆善问我：“新兵连有什幺好兵？这次正好有我们仓库的兵员。”我就介绍了几个。尹兆善还告诉我，他的表哥张文*马上要调到403医院。正好分在大连供一应站的新兵中有一个我说的张*春。此人表现很好，在农村已入一党一。尹兆善就把他要去了。不久，从海军航空兵12师卫生队调来两个医生：放射科孙*林，传染科张文*。我第一次见到张文*，就告诉他：“我的连襟尹兆善在大连供一应站614仓库。”他大吃一惊：“刚才洪副政委找我谈话，要我在传染科重点整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是李*鹏的爪牙。”我笑了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支部中，并不是受我的影响，张文*与那个王淑*对立起来。因为他俩都想争以后的科主任。王淑*有大连医学院文凭，但是1965年兵，丈夫是地方的；张文*没有文凭，但是1959年兵，又是男的。他俩在两个一党一小组，张文*是一党一小组长，王淑*是支部组织委员。两个一党一小组一直对着干。讨论发展新一党一员时，原来董桂英排在最前，“钦定”支部组织委员王淑*坚决反对，理由：“假如董桂英入一党一，陈宣章就知道一党一的机密。这可不行，院一党一委不会同意的。”其实，这就是刘淑*告诉我的。接着讨论张文*一党一小组发展的助理医生张绍*。张绍*是基层调来的，没有文凭。每次开支部会王淑*就找张绍*的一毛一病，一直拖了很久。后来以半数多一点的票数通过。这些也是刘淑*告诉我的。董桂英的入一党一问题一直拖着。这是什幺逻辑？丈夫是同科室医生，她就不能入一党一。不知什幺途径王淑*知道了我和张文*是亲戚，张文*就开始被整。后来他就要求复员，拿了十几万复员费。干部一般是转业，但转业费不多。复员者不给安排工作，工人编制。但是，张文*被批准复员，因为医院要排除他。张文*自己找工作，到大连福利院当了医生。张文*家离我岳父家非常近。我常常去串门。他家平房，独门独户两室半，前有很大的菜园，后有室外的厕所。厨房很大，使用煤气罐。妻子很贤惠。一女一男两个孩子。以前他在部队，家里全是妻子治理。男子有钱就变坏，那时候十几万是个大数目。他在福利院与某护一士搞婚外恋，还带到家中搞，被儿子发现。表嫂叫我劝他悬崖勒马，我两边劝和无效，他们终于离婚。此事在福利院人人皆知，他就调到大连化工厂卫生所当医生。一个来医院大有前途的一党一员医生，因为我的牵连弄到如此地步，有他本人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医院的因素。假如他“大义灭亲”，使劲整我，王淑*可能败北。与张文*一起来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孙元*就直线上升，很快当了放射科主任，而且“破格提拔”，第一批拿到主治医师职称。七十一、三下皮口洪副政委的“谬论”导致我锦州接兵后不久一下皮口巡回医疗。1975年秋冬再次下皮口巡回医疗。1976年医院提出“大干社会主义”，再次组织下乡巡回医疗队。传染科一党一员那幺多，一个个高喊口号。全科除了我都报了名。我说：“我不用报名，因为高喊口号的人是不会下乡去的。你们看好，支部研究的结果肯定又是我，所以我就不报名。”结果又是我去。医院干部的孩子上山下乡在新金县（现在的普兰店市）皮口公社甘河大队青年点。为了他们的孩子早日回城，医院一次又一次组织下乡巡回医疗队，不惜工本，而且医疗队越来越庞大。我锦州接兵时第一批没有赶上，第二批就落实了。第一批就是那位王淑*带一个护一士。她们给大队红医站送了木质诊断床、输液架、医用高一压消毒锅以及一批医院的设备。但是，这些东西在农村根本用不上。第二批是院务处协理员任海*带我。他原是被服助理员（连级），因为派性升为正营级。他不懂医疗，实际是监督我劳动改造。第三批队长是政治处刘干事，放射科医生孙元*、我和内科护一士郝*花、沈*玲。我们自己带油粮，自己开伙。晚上还打扑克玩。他们三人是新调来的，我与郝*花以前是两派，那时一点隔阂都没有。我们还把孙元*当玩一偶，一起变魔术耍他。第四批是大队人马，有妇产科绝育手术组和几个老医生在公社卫生院，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绝育手术。当时，辽宁的极左是出名的。1973年6月，“白卷考生”张铁生就出在辽宁兴城。那时候，上面给各大队的绝育指标必须完成。大队干部出“工分”叫男知青按名单强行捆一绑育龄妇女，用马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手术。手术台上也是捆一绑，强行手术。凡有逃走或躲开者，就“要扒房子”。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不肯做，怕家属报复，就让部队军医作。他们在公社卫生院完成任务就撤离了。我们在大队里的医疗队一直干下去，有政治处曲景*干事、我、传染科张绍*医助、外科护一士梁姣*。巡回医疗队对农民全部免费，医院下了血本，而且还有两名青年在医院免费进修。大队红医站已经有两名三十多岁行医多年的赤脚医生徐医生和邵医生。徐医生（女）有上层关系，专门坐镇红医站；邵医生（男）医术好，专门串门走户打针发药。那两名培训者竟是内科、外科正轨进修。据说，将来要回大队进行外科手术。孙元*没有文凭，又是放射科医生，原来在海航12师也是放射科医生；张绍*从部队基层来医院不久，也没有文凭。所以三次医疗任务主要落在我身上。这与以前在农村搞老慢支完全不同，内、外、妇、儿、五官、口腔、传染、皮肤……都要诊治。大队红医站每月从县医药管理部门进药很少，靠医院输送药品像医院里一样诊治绝对是无底洞。早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用中医治疗，并采用自制中草药。当时，一毛一|泽|东指示：“由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所以我就另开途径：1.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大队红医站有了丸、散、膏、丹、注射一液几十种。自制的“柴胡注射一液”退烧消炎效果好，没有副作用，取代了青霉素。卫生室每月只能进20支青霉素，按医院用法只能治疗一个病人。那时候，自制药品根本没有“批准”一说，连赤脚医生也没有“行医执照”。因为大队给了我一块地移植、栽培中草药。我源源不断生产中草药成药，有的就直接用新鲜的草药。治疗效果好，不花钱，声名远扬。获得新金县的表彰，不但县广播站报道，还登报成了新闻。2.电针灸：我曾经学习过电针灸，有一台机器。我还自学过耳针、手针、头皮针等等。用机器探耳穴帮助诊断，用绿豆压耳穴治疗疾病；用电针也可治疗疾病。一时传扬，附近公社一马车一马车病人来诊治。大队一党一支部对外来人员收费，结果把我当成了摇钱树。大队一党一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就留下别走了，每月我们给你提成，保证每月收入超过部队工资三倍。”他还要县广播站出广告，竭力宣扬电针灸和耳穴诊治。大队卫生室比集市还热闹。我们则忙得不亦乐乎。我心里极不满意，又不能说什幺。任海*原是“铁杆革总”，以前为上交旧军装之事曾经与我发生争吵，差一点打我。巡回医疗回医院后对我赞不绝口。第三批医疗队在周总理逝世二级战备时撤回。医院突然派车来接我们，回医院途中发生车祸。第四批医疗队在一毛一主席逝世一级战备时撤回。三次医疗队的领队对我的评价都是优。对医院心里有气，但是我对贫下中农、对病人绝对是全心全意服务。这是我在二军大受教育的结果。另外，实践中逼我走出一崭条新的路，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真诚欢迎。我则淡然处之，毫不动容。我知道，我始终是“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