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刘永丰的坟墓被我们整理一新，敷上的黑色新泥油光可鉴。天空已经变得亮堂起来，四野空旷静默，田野里的麦苗正在拔节，叶子全都湿湿的，绿意盎然，折射一出一片绿莹莹的光亮，映照出一个静穆的圣洁的原野。
每年的3月31日，清明前四天，是我们刘家约定俗成祭祖的日子，远在天津、近在扬州的本家都会赶回来，父亲过世后我也每年必回。对我而言，既是祭祖，也是踏青。祭祖最主要也最忙活的事情就是“填坟”，四十多个祖墓散落在全村四周，（现在已有公墓，我父亲就葬在公墓上）每一个我们都要走完全部的程序——清理坟上的杂草，给坟敷上新泥，做一个碗样的坟顶，焚化些纸钱，燃放些鞭炮，作个揖，拜祭完毕。大家分工合作，有说有笑，一件看似神圣严肃的活动，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有序进行。
截至30日上午，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下了两天，下午，雨停风住。我在担心下乡扫墓时还会下雨，即使无雨，田间道路也可能变成令人难受的泥泞。
31日早上，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好像能挤得出一水的海绵，树头纹丝不动。到了田头，田埂却是湿湿的，软一软的，脚步自在轻一盈。嫩一嫩的小草点缀在黑色的路面，金黄的油菜花装饰在路旁，空气里弥散着油菜花的清香气息。旷野无人，麦苗一望无际，绿意森森。倒让我觉得，老天把扫墓的气氛渲染得恰到好处。
我们有一条七吨的水泥挂浆船，这让我们在河汊纵横的农田里方便了许多。只是到了“刘永丰”的墓地时，得弃船登岸，带上工具，走过好几条田埂，好像在有意考验我们的诚意和耐心。
这是一个孤独的坟茔。远看，它在一望平畴的麦田中央，四野麦苗青青；近了，才看出它在一块责任田的边沿，北靠一条狭长的灌溉渠。与其它散落的坟茔不同的是，它个体稍大，东首长着一棵巨大的杨柳树，足够两个成年人合抱，如伞亦如盖。来到它的南边才能望见，有一块宽约四十公分高一米多的水泥碑，水泥碑显然是自制的，粗糙了点，碑上竖写的裸字，是浇制时用铁条抠出的阴文，笔迹一毛一毛一糙糙，“烈士刘永丰之墓。1920—1947。”，没有着色。
刘永丰的墓地之上、大树之下被树枝枯草覆盖，看上去格外荒芜。我们把枯枝乱草从墓上清除，在旁边的沟渠里焚烧掉。在这里有五六个本家，清理，做尖，敷泥，化钱。更多的人到了同一块田地的南边相连的两座坟上去了，那里埋着刘永丰的父母和兄嫂。刘永丰之所以没和父兄葬在一起，我想还是因为他是年少暴亡，不吉。这块田过去应该是他家祖上的耕地，能和父兄一起葬在同一块祖田里，也算有个照应。
同行的本家中有人在谈论辈分的话题，说起我们刘家几代人“天、一、成、荣、永、加、平”，前四辈均已作古，“永”字辈尚有八人在世，正好一桌，“加”字辈在世的比我年长的就有七人。刘永丰比我父亲年龄略长，却与我同辈，他在世时应该叫我父亲“小叔子”或“叔老弟”，同行的六十多岁的“加”字辈，也这样叫我，这叫“人小辈分大”，对这一点我一直沾沾自喜。永明大哥说，其实他们的祖上是刘家的长房，结婚早，生育早，代代相传，辈分自然就小些，要在过去，应该是“长”者为大，长房为尊呢。
我在清理刘永丰的墓上杂草时发现，墓前有一把鲜花，还有纸钱或其它东西焚烧过的痕迹。永明大哥说，一定是村上小学老师带学生来祭扫烈士。我才意识到，这不仅是刘家的祖坟，也是一个烈士墓。
我们在村上读小学时每年都来祭扫，这棵杨树就是当年校长刘加银亲手栽植，今已亭亭如盖了。校长刘家银也早已退休，每年都加入到我们刘家祭祖的行列，并仍和我们一起扫墓。他的学生桃李天下，有的成了跨国公司总经理，有的成了大学教授、国家干部，现在他们对校长仍然十分敬重，对家乡无比感念，而当年他们都只是和我一样的小学生。
每年的清明前，校长都带着我们这些红领巾，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上唱着《东方红》《我们是祖国的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革命歌曲，来到刘永丰的烈士墓前，有创意的学生还会在头上戴着一个自制的杨柳帽。当时的墓没有大树，没有墓碑，只是个土墩。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土墩，我们还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进行着这一严肃而又神圣的活动，平时再调皮的学生这个时候也不敢犯禁。而于我，又多一份自豪。这个“刘永丰”，是村上唯一的烈士，唯一能称得上“英雄”的人，却与我同姓同辈，姓名几乎与我同音，他是我刘家的光荣，我也由衷感到自豪。
百来个学生围着墓站定，鸦雀无声，活动由校长一人全程主持，先是集体合唱共和国国歌，歌声嘹亮，能惊住空中的飞鸟。再由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给烈士献花，然后是默哀三分钟。最后由校长致辞，校长对烈士如何壮烈牺牲的事迹介绍虽然简单，却让我们深深震撼，并像这个墓上的杨柳树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
关于刘永丰的详细信息，我还是长大以后从父亲和本家那里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刘家一直重视对子孙的诗书教化，所以刘永丰虽然是农民出身，却也是识字的。没人知道他是什幺时候、为了什幺加入共|产|一党一的游击队，但事件发生前，他已经是一个小队长了，并配有一把驳壳一枪一，一切活动都是暗中进行。虽说是“暗中”，进村就一条路，所以也瞒不过村上人的眼睛。据我父亲说过，父亲曾帮刘永丰他们送过信，望过风。
1947年秋的一天，他们又在村上开会，有人告了密，几十个国民一党一的“还乡一团一”把他们追赶到野田里，平原空旷，最难藏身，刘永丰的一个同伴在一个小屋里被乱一枪一击毙。刘永丰靠着一个坟墓作最后的反抗，身中27弹，死状极其惨烈。身体蜷曲弓起，双手深深抠在泥土中，面部痛苦异常。牺牲时年仅28岁。
解放后他被追认为“烈士”，告密者被“锄奸”。在老家的时候，每年的春节我都会给刘永丰的妻子即我的远房的“嫂子”拜年，她一直未曾改嫁，只是我除了祝福的话，不知道怎幺称呼她，我比她的儿子岁数还要小很多。
刘永丰牺牲时的惨烈场面曾长久萦绕在我的脑际。我也曾对他参加革命的动机表示不解。家有薄田，足以糊口，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足以享受天伦之乐，能冒生命的代价参加一个推翻还很强大的现zheng府的运动，我想，作为一个还在乡下耕田为生的农民，应该不是他受过多少马列主义的影响，而是他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和觉悟，对革命事业的执着的信念，从而使他变成了视死如归的革命先驱。尽管他牺牲后二十年我才出生，但他对我的影响却伴随我一生。从国家宗教式的学生扫墓，到回归民俗的家族祭祖；由对待英雄一样的敬意，到如遇故人的亲近感，他让我多少懂得一点生命恒久的意义。
对我来说，他只是个传说，却又是那幺真实，这个墓就是证明。
刘永丰的坟墓被我们整理一新，敷上的黑色新泥油光可鉴。天空已经变得亮堂起来，四野空旷静默，田野里的麦苗正在拔节，叶子全都湿湿的，绿意盎然，折射一出一片绿莹莹的光亮，映照出一个静穆的圣洁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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