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六十八、儿子结婚后我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出差。由于我们暂时不想要孩子，妻子一直没有怀孕，医院里就谣言四起：说我妻子是“二夷子”（即阴阳人），不能生育；说我们在外院开中药治“不一孕症”；说我“性无能”……有些人吃饱了无事，就信口胡说。医院里没有人看书，派性斗争也呈隐蔽状态，就出现这些无聊之谈。这些人的议论无非是：没有结婚的***怎幺了？结婚没有怀孕的***怎幺了？男***与女***怎幺了？***两口子怎幺了？***结婚当晚怎幺了？***老婆来队怎幺了？反正，这些人的嘴离不开脐下三寸，甚至连***肚皮上有个痣都知道。妻子还有两个妹妹没有出道，不过岳父家生活已经大有改善。形势就逼得我们决定要孩子了。妻子怀孕反应很重，时间也长，一边工作一边呕吐，终于在1973年5月26日生了个儿子。一开始预产期已到，在产房待产，可是几天没有动静，医生就叫她出院回家。谁知第二天清晨，她肚子痛得厉害，来不及等班车，就打电话要救护车。她一到产房就生了。我一下班车直奔产房。儿子6斤5两，长得与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于是起名“陈霓”。孩子放在岳母处，妻子产假后，每天上班有上、下午各一次骑自行车回家喂奶。于是我写信给母亲，希望大一姨妈来大连帮我照顾孩子。我外祖父不到四十岁就病故，母亲是遗腹女，从小由大一姨妈领大的。大一姨妈赵美莉比母亲大13岁，一生无子女，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叫她“亲娘好娘”。我十岁时，大一姨妈领养了小姑子的一个四岁女儿。大一姨夫俞志鸿解放前在洋行开电梯。临解放时洋行逃走了，他就失业摆地摊做小生意。表妹俞*芳15岁时，因为政策要他们下乡，迁到青浦朱家角农村当“五保户”。为了保留城市户口，大一姨妈就把女儿还给了小姑子。老两口在农村，每月领10元钱生活费。以前我家困难，无法顾及大一姨妈，他就出外当保姆。我们兄弟陆续工作后，理应照顾两个老人了。但是，大一姨妈仍然一直在农村。我们医院有政策：保姆可以享受“医疗包干”，每年交0.5元费用，门诊看病治疗全免；住院只需出伙食费，其余全免。我提出：老两口都到我这儿生活，一切由我抚养负担。可是被母亲拒绝，理由：我是她的儿子，不能让别人享受优惠。当时大一姨夫、大一姨妈都已经65岁以上，农村没有自来水，要挑河水吃用。有一次大一姨夫不小心一脚滑一入河里，差一点丧命。而我父母亲每年来大连避暑，路费要我出一半。大一姨夫病故后，大一姨妈孤身一人在农村，双眼白内障，无人照顾；死的时候身边无人，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真可怜！假如在我这儿吃住，哪会这幺悲惨？我妻子当时也只能自己多辛苦了。有一次在解放路葵英街转弯时出车祸，差一点丧命。因为左肩受伤，不能骑自行车，每天喂奶只能坐公交车来回。我经常出差不在家，岳母是文盲，不懂科学育儿。孩子生活不规律，从小身体不好，常发高烧住院。在他4岁做扁桃体手术前，每次我出差回来，家里铁将军把门。邻居说：“你儿子发烧住院了。”我就去医院看他。孩子两岁时，我出差回来正好是星期天，就直接去岳父家。儿子从窗户先看到我，大叫：“爸——”我一进门只见孩子脸色苍白，说不出话，两眼向上翻。我马上把他的双脚拎起，头朝下垂直，用手掌使劲拍打他的后背。卡在嗓子里的糖块掉出来，孩子才哭出声来。假如不懂医学，孩子就窒息死亡了。从此，我不让他们给孩子吃水果糖了。为了学前教育，儿子做扁桃体手术后就送到“一海校”幼儿园。我家离幼儿园有无轨电车两站路还多。这段距离很长，因为白云街是沈阳军区军医学校，解放路是“一海校”，中间没有老百姓，车站之间距离很长。早餐后我送儿子去，他总是说累，走不动，就骑在我脖子上。送到幼儿园，我再走半站路在“一海校”正门口上班车。下班却却相反，但是回到家，晚餐已经做好。如果我出差了，就由妻子送儿子，更辛苦了。儿子多灾多难。有一天我下夜班，妻子上班告诉我，孩子没有送幼儿园，锁在家里。我一一夜抢救病人没有合眼，交班后赶回家，儿子在哭。我自己困得很，就哄他睡觉。我马上睡着了，他醒着起来玩。结果头撞在暖气片上大哭。我惊醒一看，他鲜血直流。到医院头上缝了两针。我衣服上一批血迹。有一次星期天，我带他去一海校洗澡。他一脚踩在澡堂地上的玻璃碎片上，到医院右足底缝了两针。小学教室光线不足，他还成了近视眼。因为孩子四岁前经常住院用四环素，长大后一口“四环素牙”，骨骼生长也受影响。初中时，一次被同学推下台阶，右肱骨头骨折。他右手疼痛不能动，坚持上课。放学回家后我叫了救护车到医院拍X光片，确诊后打钢针。一次在学校踢足球，右小腿双骨骨折。同学搀扶他回家后，叫了救护车到医院拍X光片，确诊后又是打钢针。我一直保存着这些钢针。这是我受“迫害”的副产品，也是纪念品。因他右小腿双骨骨折不能上学，只能休学一年。儿子的身体一直欠佳，成了我一生的遗憾。他成年后一直无工作，至今吃低保。这是金立*的杰作，也是文革特殊时期的残痕，我至今耿耿于怀。六十九、锦州接兵1974年底我刚出差回来，二哥旅行结婚来大连（前面第三十七节中的“1976年”是笔误）。我们已经12年未见了。谁知，哥俩见面第二天，我就被派去锦州接兵。接兵连连部有六个人：旅顺基地后勤部一党一委委员、二道沟仓库教导员艾成*，二道沟仓库谷连长、我和杨、吕、马三个“排长”。所谓“排长”，其实是战士班长代理新兵连排长，都是一党一员，准备提干。艾、马与我一组，谷连长与杨、吕一组，分在两个公社。我们生活非常艰苦：住在公社招待所，三餐都是杂一交高粱米饭（一碗中有1/3是高粱壳，咽时剌嗓子）、咸菜、酱油汤。我们在这两个公社招一个连兵员。从武装部送来的名单，我们要政审、面试、送军队医院体检、确定最后录取名单。我是军医，除了医学把关，也做其它工作。马排长知道我不是一党一员，生活上处处刁难我；他对艾教导员却像哈巴狗一样。艾教导员一直与我谈，要我以后调到二道沟仓库，他帮我入一党一。我始终沉默无言。每周日，艾教导员带我们五人去锦州市中心“改善生活”：在饭店大吃宴席。在兵员即将确定进行家访中，艾教导员违反规定，多次带我们在兵员家中赴宴。我实在被杂一交高粱米饭搞怕了，只当不知规定，不吃白不吃，反正有部一党一委委员负责。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海城、营口附近发生7.3级大地震。锦州市火车站对面的大饭店楼墙裂开。当地驻军中，如有干部离岗回家者，一律撤销一党一内外一切职务，“一撸到底”。我们照常工作。地震前连续多日偏南风，气温逐月回升，2月2日至3日，海城最高气温3-6℃，冰雪消融。但风云莫测多变，地震后突然转东北风，漫天大雪，气温急剧下降，海城最低温度达-20℃以下，最高也只有-5℃。新兵连坐火车回普兰店，再坐卡车回二道沟仓库集训三个月。医院其它接兵的人都回医院了，我却要参加新兵连集训。火车经盘山到海城转车时，我们几个还在海城街上逛夜景。大街上基本没有人。二道沟仓库是重点仓库，非常偏僻，营级编制，有一个卫生员。仓库设在山洞中，人员住山洞外的山沟中。我住在卫生所，吃在新兵连。虽然是一半粗粮，比杂一交高粱好多了。名义上我是参加新兵集训，实际上仓库的指战员及家属，有病都看。谷连长对我很好，有时偷偷给我到仓库灶搞细粮吃。卫生员有时也从仓库食堂给我搞细粮吃。他是四川兵，也吃不惯粗粮，因为职业优越，伙房另眼相待。艾教导员多次与我谈留在仓库工作的事，而我一直不表态。我怀疑，这次接兵本身就是个阴谋，想用入一党一引一诱我调到二道沟。我只能等到新兵分配去各单位，才能回医院。正好有卡车到大连，我就搭顺路车。临走前一天，谷连长和我聊天，我说了艾教导员要留我。谷连长说：“别听他的。破山沟我都不想耽。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是夫妻分居，拒绝有理。”谷连长带我到隔壁工程兵工地上拿木板，正好被工程兵袁指导员发现，上来阻止。谷连长告诉他，这是403医院医生。袁指导员就说，木方不能拿，木板随便。我就挑了六块带回大连做床板。回来，袁调到医院当院务处协理员（营级），看见我笑笑。接兵将近半年，我发现许多怪事：1.新兵连集训时，杨排长老实，为了提干行一贿，自己不一抽一烟，给干部成条送烟。马排长狡猾，暗中行一贿。吕排长牛气，父亲是白城地区干部。有一次我把他们三个一起骂了：“你们三个吃草的，以后做一点人事，别老是在干部面前当哈巴狗。”谷连长听了直笑：“羊、马、驴，都吃草。”2.司务长给指导员来队家属送大米、白面、油、糖等，而且数量不小。这是灶上的伙食标准，所以名义上一半粗粮，战士实际很少吃细粮。在连队，司务长的位置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而且司务长常常是提升快。我们医院两个司务长，祝*提升为财务助理员，肖旭*推荐读军医大学当外科医生。3.老乡观念严重。干部与战士是老乡，就不一视同仁。卫生员说，其他连队还要严重，例如：汽车连的干部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老乡。旅顺基地还屡屡有老乡结伙打群架的事发生，最严重的是武汉兵、青岛兵、东北兵、上海兵。锦州接兵中我自己干了一件事：公社有个锦州市区的知青，小提琴拉得特棒，但因下乡年限不够不能参军。我就叫他带上我的亲笔信去北京找我同学柴振*。当时，海政文工一团一正在招一名小提琴手，要求马上能演出的。柴振*在海军大院门诊部工作，他妻子是海政文工一团一话剧一团一演员，曾经到大连演出时找过我。小伙子在柴医生家吃住，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可是在最后确定“二取一”时，那个人有上层关系通过了。试官也承认那个人不如小伙子拉得好，还是把他刷了。柴医生托他回来时带信给我，表示道歉。柴医生以为他是我的亲戚，我去信告诉柴医生，只是一个锦州市区的知青，看他是个人才，我才多此一举。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当兵与工农兵大学生是人人渴望的。我们接兵中，整个锦州接兵师只接几个女兵。有个女孩子录取后疯了，满大街喊：“我当兵了！”马上复检，确诊是精神分裂症，取消资格。知青家长行一贿接兵干部的事也很多，我们自己就赴宴吃请。以前在医院里，不知道社会上的状况。锦州接兵使我大开眼界。锦州接兵后，我回医院写了那张转业申请报告，遭来洪副政委的一番“谬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