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三十六、“四好五好运动”“四好五好运动”起源于1958年4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部队代表提出“开展五好评比的倡议书”。何为“五好”？学习好、爱护武器装备好、消灭事故好、节约好和身体好。这件事得到总*政*治*部和主持军*委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支持。5月12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在连队中开展五好运动的指示》。1960年8月对评比“五好”连队的内容作补充修改,确定为:支部领导好,思想工作好,完成任务好,内外一团一结好,生活管理好。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刚主持军*委的林*彪将原来的“五好”内容改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1961年林*彪改为“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这个运动在1964年以前基本是健康发展的。暴露的问题:如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现象,有的单位为了争当“五好”不愿要体质弱和较落后的战士，歧视落后战士,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现象。其实，从一开始林彪就塞一进他主张的一套“左”的东西。我入伍后，“四好五好运动”也在学员队开展，还开展学习一毛一|泽|东着作，学习雷锋、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先进典型活动，开展战备教育、两忆三查教育、一党一的方针政策教育等等。繁重的学习任务中，我不但在黑板报上积极投入宣传，也用实际行动响应。我们小组组长高文*是个弄虚作假能手。为了被评上“四好小组”，极尽其能。小组里顾国*、肖正*也是紧跟。学员大队副大队长、一党一支部书记文成*为了政绩，大力扶植高文*，把他捧成“二军大模范共青一团一员”，第一批入一党一（共两名。另一名是给王国*辅导功课的）。在形式主义盛行时，许多同学在《解放军报》的指引下进行抵制。罗荣桓说得好:“学习一毛一主席着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而顾国*就是用“学一毛一着心得体会”篇数把副组长挤掉，肖正*因为整反对形式主义的同学，把一团一小组组长挤掉。他们三驾马车成为文成*的典型，后来顾国*、肖正*也相继入一党一。我不但反对形式主义，也不断从一毛一主席着作和马列原着中找答案。从1963年初，我经常到福州路旧书店购买马列原着，有《资本论》、《共|产|一党一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军事文选》、《哲学笔记》、《列宁主义基础》……我每个月津贴费6元，除了供二哥读大学每个月5元及买肥皂、牙膏、草纸，就是买旧书。马列原着占我藏书的一半。对于学习mao泽dong着作“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我是有异议的。这就使我成为文成*、高文*的眼中钉、肉中刺。评“五好学员”没有我的份，他们还处处给我穿小鞋，还在同学中孤立我。我就利用黑板报做合法斗争，正确宣传马列主义、一毛一*ze东思想。后来，二军大政治部副主任施宁到我们年级蹲点。这时，我还兼学员队广播室负责人。从组稿、修改、自己撰稿、广播，写下大量的文章。施宁对广播室很满意，临走时不但鼓励我，还问我有什幺要求？我提出：“唱片又少又旧，请从大学广播室支助30张新唱片。”他一口答应，很快落实。这一年，我也被评为“五好学员”了，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对“四好五好运动”的对立态度，文成*一直整我，直到我毕业。但就在文成*整我最厉害的时候，我向他提交了《入一党一申请书》。他在年级大会上说：“有的人处处与一党一支部唱反调，还交《入一党一申请书》。这不是笑话吗？这种人怎幺能入一党一呢？”由于高文*等的散布，同学中都知道“这种人”就是我。一个人要得到荣誉，顺着领导就事半功倍；不顺着领导就事倍功半。这很像打麻将，顺着上家，压着下家，盯着对家，否则必输无疑。但是，正方形性格的我却怎幺也学不会。于是，迫害越来越严重，以致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十七、津贴费和伙食费一入伍，每月6元津贴费，作为买肥皂、牙膏、草纸及探亲路费之用。当时的丁大队长把我列入补助名单，给我每月15元。但是，我觉得读大学不花钱，吃穿供给制还有津贴费，一党一的恩情已经比天高，我就婉言拒绝了补助。而且我拿到第一个月的津贴费，就回家主动跟母亲商量：“二哥在南京航空学院读书很艰苦，我每个月给他寄5元。”母亲对每月5元无异议，但是要我把钱寄回家，由她寄给二哥。那时候，我家的生活标准平均每人不足8元，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5元的邮寄费1角，再寄到南京又是1角，何必？为此我们争论得很激烈，最后以我屈服而告终。她呢，偷偷地把大镜子配好了。我就是不理解：兄弟之间难道就不能支助？她这样做无非是要二哥以为钱是她的。直到1976年二哥结婚和二嫂从成都到大连看我，他才知道此事；我才知道：母亲从中卡去一半，每两个月给他寄5元。二哥在南京，生活极其艰苦。有一年，大哥从北京回上海，途径南京去看他。他的棉衣已经破旧不堪，像一个乞丐，一点大学生的模样都没有。由于严重营养不一良，他得了肺结核，休学一年。这些事我是后来知道的，心里酸溜溜的，眼泪如流。我真后悔，当初丁大队长给我补助我不应该拒绝；我真后悔，当初津贴费之事不应该与母亲商量。假如每月给二哥寄20元，他决不会得肺结核休学，决不会像乞丐一样生活在大学校园。津贴费，第二年加为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第五年12元，第六年16元。因为我买书，仍然每月寄5元回家。我参军后，家庭属于军属。逢年过节，不但被慰问，还有各种优惠政策。这种军属待遇一直享受到我转业回上海。学员队的伙食费每天5角5分，粮食是每月45斤。每12周可以在星期日回家探亲。从学校到家，55路从起点到终点，车费1角5分，来回3角。探亲者，食堂发给5角5分和一斤5两全国粮票（其中带油）。每次我回家，母亲是一分钱、一两粮票不能少，逼着我交。我回家吃的是什幺呢？还要搭上3角路费。所以我常常为了节约3角路费步行回家回校，甚至就放弃探亲，在学校复习功课、读马列着作或出黑板报。寒假暑假，我母亲是“收获颇丰”，而我却十分失落。只认钱的母亲，烦人！因此，寒假暑假我就把弟弟领到学校去生活，玩。有一次，我借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我在后面把着载物架，五弟学习骑车。从老城隍庙到江湾五角场，就这样他就学会了，而且连上、下车都学会了。他在学校吃住一段时间，抓知了玩，到五角场放映站看电一影。那时候，五角场放映站实际上是我们海医系的大礼堂，借给他们放电一影用，条件不好，票价却很便宜。我几个弟弟大多去我那儿度过假期。我这样做，不完全是对母亲不满，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校期间的伙食标准是陆军灶。系主任翟盛几次申请海军灶，都被二军大校领导压下，说不能搞特殊。翟盛原是东海舰队后勤卫生部副部长，就通过东海舰队领导，每个月不定期地从东海舰队捕捞队拉鱼给食堂。每次至少拉半卡车。食堂冰库放不下，教职员工还分了回家吃。所以，我们实际伙食标准是很高的。每天午餐、晚餐是一荤一素一汤，主食不限量；早餐馒头稀饭、花卷油糕、各种包子、油条豆浆，也不限量。弟弟到我那儿，两个人吃一份，比家中不知强多少了。1962年是困难时期，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市民副食品供一应很差。刚进学校时，同学们狼吞虎咽。有个同学一顿吃了八个包子两碗稀饭，同学背后给他起外号“饭桶”。还有个同学王承*，吃饺子时的吃相太难看。学员队有纪律，菜吃不完允许倒掉喂猪（食堂养猪），粮食不准浪费，吃多少拿多少。那天，王承*碗里的饺子咽不下去，就出去跑步再回来吃，结果得急性阑尾炎开刀。出院归队后，我问他：“阑尾开刀开出来什幺？”他不知什幺意思，答不出来。我说：“医生发现，阑尾中堵了一个饺子。”周围同学哈哈大笑。现在的孩子，从小没有吃过苦，什幺好东西都觉得不好吃。我孙女出去，看到没有吃过的食品就要买，咬一口就不要了。我常常拿那时候的艰苦生活教育她，但是效果不佳。我真担心，她什幺苦都没有吃过，将来怎幺办？（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