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十六、夜读因为学校大楼维修加固，许多班级要借外面学校的教室夜读。我们班借的这个学校原名“蛋业小学”。顾名思义，起初是蛋业行会办的。解放前，zheng府很少办学，除了教会办学，就是行会办学。我记得，我小时候豫园大门上就曾经挂过“豆米业小学”的牌子。因为清嘉庆、道光年间,上海商业发展较快,一些商业行会在豫园内设同业公所,作为同业间祀神、议事、宴会、游赏之处。光绪元年(1875年),豫园内有豆米业、糖业、布业等21个工商行业设立公所。这些商业行会的头头，为了子女需要就开设学校，同时也对社会开放。“糖业中学”也是其中之一。“蛋业小学”很小，地址偏僻，门前马路很窄，也是石子路，晚上路灯昏暗，冷冷清清。二哥班级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夜读。我每天上学、放学没有道伴，十分害怕，真是：浑身颤一抖，汗一毛一竖一起。尤其是冬季，夜幕早落，天也更黑，寒风呼啸，阴森森的。上学、放学简直是像进酆都，遭罪！除了鬼故事引起我的恐惧，此前还发生过两件事：弄堂口过街楼上有一家死了个老太太。落葬前，我们都亲眼看着一尸一体放进棺材，盖棺，举行丧事。我家楼下李家的爷爷去世，曾经在客堂里做了七七四十九天丧事。办丧事时很热闹，灯火通明，又是和尚念经，又是众亲戚哭丧。办完丧事，客堂里恢复原样，没有公用灯，一片漆黑，还高挂着死者的大照片。那时候，弄堂路灯不但少，也很暗；客堂后面楼梯的路灯在二楼，更暗。从弄堂口到大楼门口，进来穿过天井、客堂到楼梯，上楼梯到家门，每次自始至终都是小跑，唯恐遇到鬼。有时候，如果在昏暗路灯下遇到行人，或者窜过一只野猫，更是害怕，吓得大叫。现在小学生上学和放学，学校都要求家长送接。每天放学时，小学门前挤挤嚷嚷，还有警察和街道干部值班。我每次接孙女放学，想起往事就热泪盈眶。孙女问：“你小时候放学，为什幺家长不接？”我告诉她：“子女多，家长要拼命挣钱。再说，那时候生孩子是无奈，养孩子是义务，养不起时送人者也不少。哪像现在，孩子是家庭的中心，要什幺给什幺！”我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根本没有人管。每个学期末，成绩单给父母，扫一眼就不错了。每次毕业后考什幺学校，父母根本不管。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早晨醒来时，家中人已经都走了。那天数学大考，我赶到考场时，已经过了一半时间。其实，我完全可以做完所有考题，但是老师不让，只能以后补考。后来补考100分，老师在学期成绩单上并没有写“补考”。因为其他补考的学生都是大考不及格者，成绩单上有大考、补考两项分数。至今，家里无人知道曾经有过这幺一回事。现在的家长天天接送，天天检查孩子作业，天天签名，每学期开家长会，有的家长还亲自辅导孩子，经常与老师联系，了解孩子学习情况，还花钱给孩子参加校外学习班。而孩子们常常把学习看成是个负担。据报道，全国有几百万逃学孩子迷恋网吧。2005年，上海市zheng府给市教科委（教委和科委）下达任务：给100万开发一个网上的健康游戏，让各区教育局、各学校下载供学生游戏，以抵制网吧对青少年的诱一惑。有用吗？不解决“为什幺孩子逃学”的问题，一切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孩子，电视里的东西看一遍就记住了，上课学的内容就是教不会。每年花这幺多钱印教材，不如把教材搞成音像、光盘带上课放。这也可解放许许多多的教师。不是有许多特级教师吗？制成音像带、光盘，不就是千千万万个特级教师吗？什幺叫幸福？没有经过苦难的人，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对青少年的教育之所以空泛，就缺少实际教育。让孩子在夏令营独立自理，他们就会知道，每天家长为他们了付出多少精力？不要办那些为了争孩子钱的夏令营，用节约下来的教育经费办，行吗？没有到农村插过秧者，怎幺会珍惜粮食？现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也一样对粮食不爱惜。父母在农村劳作，他们在城市挥金如土，谈恋爱、泡网吧、下饭店、喝花酒。好不容易混到毕业，工作了。工作时，偷懒撒滑捣糨糊；下班后当月光族；要不，就厌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辞职当啃老族。他们的格言：工作要轻，责任要小，工资要高，待遇要好，升职要快，野草要肥。肚中没有多少本领，手却伸得特别长。挨不得批评，受不得表扬，遇到一点委屈或挫折就要死要活。现在已经不提“社会主义革命接班人”，但是，社会和国家总要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杜勒斯曾经提出：让社会主义在第三代烂掉。二十年一代，看着这第三代大学生，你不寒心吗？十七、右派因为班级太多，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是地理老师。五门主课（政治、语文、数理化。没有外语）都只是任课老师，所以，我班成绩在年级中只是中下。我除了对数学徐老师有好感，自己也对数学有兴趣，还有的就是生物课。学生对老师和课程好感，常常是学习的动力。我孙女也是这样。英语徐老师特别喜欢她。上体育课时，徐老师路过操场，看见我孙女就轻轻招手。我孙女悄悄走过来，徐老师亲她一口就离开了。所以，我孙女的英语学习一直很好。如果老师与学生关系紧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大打折扣，学生（甚至整个班级）的成绩下降。有的学生还会上课捣乱，甚至背后给老师起外号、抓老师的“小辫子”告状、对老师使坏等等，甚至还有集体“罢课”要求校长换任课老师的。生物老师熊兰英，个子不高，一手粉笔字相当漂亮，板书条理清晰、讲课也生动有趣，引起同学们的好感。一周中，生物课课时少，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上生物课。我还在家用破盆养花，喇叭花、凤仙花、菊花等等。喇叭花有红、蓝、白、粉一红多种，还自己异花传粉培养新品种，干得不亦乐乎。那时候，老城隍庙大门前，马路对面有一个大旗竿，高一耸入云。《西游记》第六回中，二郎神大战孙悟空。孙悟空因群猴败散心慌败走。于是斗法变身，但一次次被二郎神的神眼识破。后来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因为尾巴变的旗竿竖在庙后，又被二郎神识破。老城隍庙的旗竿周围不大一块地方是个花市。我常常去逛。买不起盆花，就看，就装作要买，请教老板怎幺养？接着就是借口价格贵或者钱不够离开。其实，我口袋里分文没有。我的花种一子都是在校园采集或者向别人讨的。旗竿后来被雷击起火，就拆除了。1957年，熊兰英被打成右派。学校里贴着针对她的大字报和漫画。我也看不懂，但是漫画上被丑化的熊兰英张着血盆大口向一党一发射毒箭。我懵了，又不敢问别的老师，加上以前的“奇冤”，于是变得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读书。长大后，我在母亲的一抽一屉中发现反右斗争的资料，才正面了解反右是怎幺回事。再后来，右派分子陆续摘帽。再后来，反右扩大化的内情披露。我认识一个人，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在医院工作，不久成了右派，调到公交公司当了20多年售票员。他对乘客非常好，表扬信多得不得了，年年先进，很快就摘帽，还入一党一。文革后落实政策，他要回原来的医院和原来的科室。可是20多年医学业务荒废了，医院就任命他为科室一党一支部书记，后来又当了医院一党一委书记，再后来定职称时，评为教授。可是他医学业务一点不懂。到年龄了，一党一委书记必须退休。因为是一党一委书记，医院还要回用他，还要让看专家门诊。病人只知道他是教授，不知道他的真实水平。这样的教授是政策还债的产物。因为职称与工资挂钩，职称与业务水平的不对称非常普遍。有权者可以叫秘书***，可以买文凭，可以自己聘用自己。管理部门不懂业务，只懂政策。职称的划分只是论资排辈的结果。所谓考试也是个形式。考试前花钱上学习班，考试内容基本知道。外语也有考前学习班。外语的选择题考卷更是笑话，瞎蒙也有许多分可得。论文可以代写，可以伪造。连名牌大学毕业证、研究生学历证一件、国内外科技成果奖状也可伪造。人事部门只懂政策文件，不懂水平高低。那些用人单位的头头简直就是瞎子、蠢驴。这种职称制度竟然统治我们许多年。但是我深受其害的部分原因却还是正方形性格。这将在以后陆续披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