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稿
王留余
我的父亲活到74岁，于1975年底病逝，临终没有留下什幺遗言。
2002年春，我回老家滁城给他和我的母亲扫墓时，在弟弟家的书房里意外发现他于1965年春写成的《七七事变流亡回忆录》。白色的稿纸已泛黄，好在字是用蘸水笔蘸黑墨水写的，都还清晰可辨。
由于父亲幼时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字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但所忆之事皆其亲身所历亲眼所见，是珍贵的史料。
一
我的父亲生长于滁城，14岁至29岁做学徒、帮工，30岁时接五祖父所遗代客买卖的过载粮行惨淡经营，维持众口之家的生活。自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以来，父亲对其烧杀奸淫、灭绝人性的暴行就有所闻，1937年11月日军向南京进犯后，父亲更是常常耳听警报鸣响、目睹日机袭扰，心里明白滁宁相距很近，滁县很快将被侵凌，便考虑为保生命安全，还是远而避之为好。但避往哪里，心中无数；一家老小远走花费也是个问题；家业总还有一些，舍不得丢掉。思来想去，想去思来，迟迟拿不定主意。在南京形势越来越危急的情况下，经再三思量，父亲与家人终于做出弃家出走、暂避乡间的决定。全家老小有祖父（曾教私塾多年，73岁）、祖母（家庭妇女，70岁）、父亲(35岁)、母亲（家庭妇女，33岁）、姐姐（8岁），还有大伯（曾开过小茶馆、酒馆，38岁）、大姑（家庭妇女，因与夫失睦，带儿女长居娘家，41岁）及他（她）们的5个子女（8-17岁），共计12人，分批先后逃往滁县南部山区乡下。父亲母亲是最后离家的，这一天是公历12月13日农历冬月十一，恰是南京沦陷的日子，距其后滁城沦陷仅隔7天。
全家老小12人，先是到跟祖父读过书的学生袁兆云家暂住。因袁家靠近大路边沿，为安全考虑，住无多日，又移居山里祖父朋友刘月湖家，地名东金郢。不多久的一天夜间遭匪劫，藏在刘家夹墙里的字画、衣物及其他人家的衣物被土匪掳光，所幸人未伤及。冬月十八，滁城沦陷。日军常武装下乡，名为打粮，实际上见了什幺东西都抢，甚至奸淫妇女，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约是冬月二十三，鬼子到东金郢，闯进刘家。刘月湖的五儿子带父亲跑上大山，母亲带姐姐躲在玉米秸子堆里。刘家不得已做饭菜招待，鬼子怕饭菜里下毒，总叫陪吃的人先动筷子，叽里哇啦，指指画画。吃饱喝足了，还翻箱倒柜，抢走面粉、鸡蛋和煤油，又捉去母鸡。人虽未遭难，受惊吓不小。次日，母亲和姐姐便从刘家跟一个熟人避居西金郢吕家牛屋。一天下午，传言土匪来了，又吓得四处奔逃，父亲和母亲躲进竹园里。母亲把香烟听子装的银元毛角数十元悄悄埋在一处，可后来再去找就找不到了，只有懊丧痛惜一阵而已。维持会来人宣传日军“安民”，劝说难民回城，并扬言日军要进山扫荡，愈加引起人们惊慌。大伯就带小儿子和同来的五祖母一家4口及其他人等先往外跑了。父亲主张听听消息再说，由西金郢回东金郢又在刘家住下。当天下午，刘家老砻匠从滁城回来，说鬼子不准返城的难民回自己家，要住在难民区，并说鬼子大白天在成群结队返城的难民中找花姑娘，嬉笑动手，毫不遮掩，谁要吭声，还要挨打。这使父亲彻底打消了返城的念头，但山里也不可滞留。
二
从滁城逃来住在刘月湖家的染匠老葛，送刘的大儿、五儿两户人到全椒古河回来，说那里安宁如常。此间，又有人外走。鉴此情况，经全家人合议，决定分开逃命，免得在一起遭危险。
父亲与母亲带姐姐和大伯长子(14岁)、大姑女儿（17岁）为一路，去古河；祖父与祖母带大伯次子（8岁），大姑带儿子（8岁）为一路，往滁城，带信问询已先去滁城的大伯，如滁城不宜去则另择逃路。父母一行于腊月初二晚，依依不舍地流着眼泪离别祖父母等亲人，跟随老葛一行70余人逃往古河。走不多远，突然听到几声枪响，以为大难临头，惊慌万状，不敢吭声，快步前行，进入全椒境内方心略安定。为了赶路，顾不得住店投宿，深夜就在寒气弥漫的露天地暂歇，于次日下午到达古河。不久，大姑带儿子也赶到古河会合。腊月中旬，在父亲带领下逃往巢县柘皋，在一个叫东韩的村庄往下，并在那里度过1938年的春节。
春节过后，大伯长子通过老姑父的关系去舒城上学。正月十六，从同乡人口中得知祖母带大伯次子已到全椒程家市，正急于寻见父亲。父亲于正月十七凌晨动身，当天中午赶到那里，从祖母的哭诉中，了解到祖父被土匪绑吊、搜掳钱物和在全椒小集附近因路上逃难人起哄而走散的情况。在将祖母、大伯次子作了安顿后，父亲于正月十八急奔小集打听祖父下落。赶到小集找到知情的蒋家。据蒋老太说，正月十三夜，路上逃难人起哄，祖父与祖母走散，后随一熟人来到蒋家，打算休息两天再走，未料正月十五那天来了日本鬼子，蒋家两位老人带祖父躲在田坂下面，都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祖父被软埋在南边荒野。因来小集前在六镇杨家饭店吃中饭时，已从店主杨官义口中得知店旁张家有棺材卖，父亲便含悲忍泪赶回六镇。在张兴有老人处，父亲说要买棺材但身上未带多少钱，表示脱衣服暂时抵押，两三天内一定送钱来。老人却大气地说：“衣服不要脱，钱也不要送，留着你们逃难用，还钱以后再说。”不仅如此，他与杨官义又找两人，抬棺扛锹，随父亲前往小集，从土中起出祖父尸体装棺复葬。复葬毕，已是傍晚时分，小集附近又有人乱哄哄奔逃。张兴有老人带父亲到偏僻处人家食宿，天明又让其大儿抄近路送父亲踏上返回柘皋之路。这令父亲深为感动，真是：难中葬父遇好人，慷慨相助情义深（九年之后，父亲邀张、杨来滁，付足棺材钱，赠送礼物，以感大恩。此后不久，母亲还将张的孙女认作干女儿，从此两家以亲戚往来至今）。
父亲返回柘皋后，全家人为祖父的惨死痛哭不已。因悲恨交加，奔波劳累，父亲终在二月里病倒，万幸祖父老友徐桂柏先生也逃亡到柘皋，多次亲往诊视，病方见好。
三
三月初，柘皋也待不下去了，父亲便带一家人从柘皋逃往合肥。
三月下旬，合肥又起慌乱。
一天，听见日军的枪炮声，在万分混乱、异常惊恐中仓促逃离。都才9岁的姐姐和二伯兄及也才10岁由人带到合肥来跟父亲逃亡的堂兄，竞结伴先跑出城，跑到往六安、舒城岔路口时被逃亡人群挤在路旁，哭喊着找父亲，父亲也急着找他们，所幸很快相见。一家人会合后，沿着公路向舒城方向逃亡。表叔、表婶带着与姐姐年岁相仿的表姐、表哥同行，表婶迫不得已将未满月的小表姐丢弃路旁。在行至舒城县境沟二口时，国民党军队抓差去抬死去的伤兵，父亲把所背包袱放下即去抬，还挨了打。最后，全家人在舒城南港租姓王的人家房子住下。
住了约一个月，由于合肥沦陷，逃亡人和过路国民党军队增多，南港也不安宁了，
又于四月下旬离开南港继续逃亡。
行至桐城县境时，大姑误把桐油当作素油摊饼吃，引起一家人途中呕吐，正翻肠倒胃时，突来日机低空侦察，百余逃难者立即隐蔽到附近树林里。日机飞走后，一家人又强忍呕吐的痛苦往前行走。正急走着，在路旁布防的川军突然鸣枪，并紧急喊叫：“鬼子来了，老百姓快跑！”一家老小9人顿时惊慌失色，泣不成声，以为性命难保，不愿分散隐蔽，要逃就一块逃，宁可死在一起，一时不顾丢包弃物，仓慌奔突。但结果并无异常情况，枉受一场虚惊。想不到这个部队竟是这样执行任务，贻害百姓不浅！
在往潜山、太湖、宿松、黄梅行进途中，天常下雨，因没带雨具，衣服、被子淋湿后愈背愈重。为了轻装，就把棉絮从被子里掏出来全部扔光，又丢掉不少衣服。要丢姐姐的衣服，她用小手捺住，哭着不让丢，只好把她的衣服打成一个小包袱让她背着走。由于阴雨，有些路段坑坑洼洼，烂泥沾脚，行走艰难，有时还夜间赶路，累得腿疼脚仲。其时，公路附近的人也逃光，什幺吃食也买不到，常常忍饥挨饿。可能是出于军事需要，沿公路的桥梁多被国民党军队破坏，这给逃难的百姓增加了困难。父亲带着一家人绕道摸水、抢渡过河，多次遭遇危险。父亲还目睹了逃难者的种种惨状，有因摸水抢渡淹死的、受伤的，有被日机扫射中弹伤亡的，有昏倒途中或横尸路旁的，还有妇孺痛不欲生投水自尽的。
五月中旬，一家人终由湖北黄梅县孔垅小池口进入江西九江。
四
父亲带一家人在九江难民所休息5天后，即乘轮船去汉口。在码头上船时，祖母被挤下跳板，衣履尽湿，幸及时获救，才免于难。
到达汉口后，在难民所住食。日机常来轰炸扫射，父亲亲眼看见人被炸死炸伤。由于天气渐热，卫生条件差，姐姐突然生病，高烧41度，不省人事，父母立即把她背去求医，经打针服药，方脱险转轻而渐愈。
六月初武汉外围紧张，父亲赶紧买了轮船票，带一家人乘坐江靖轮，由长江进入洞庭湖，再由洞庭湖进入湘江去长沙，于中旬抵达。老实巴交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在轮船上持船票去取客饭时，饭未取到，手反被烫，还有一些人也未取到饭。父亲气愤地到账房交涉，后来，对方现煮三斗米饭，让父亲监督补发。母亲补领了饭，同船滁县及其他地方未领到饭的难胞也都得以补领。母亲在长沙下轮船后走在街上时，因天已晚人混乱而与家里人走散，在人地生疏的街边苦苦坐等了一夜，次日天明父亲才找到她。
父亲更难忘在湖南省救济处申请登记的情景。此救济处门里贴着关于救济条例的布告，上面明明有办理难民登记、安排住食、给养等项规定，但处方人员却说不办理难民登记了。父亲在滁县同乡和皖、苏籍难民们的支持下，上前据理力争，经过戒备森严的两道岗哨和严格的传达程序，见到了姓龙的总干事，向其作了要求登记的陈述，终得到准予登记的答复。于是连夜登记造册。父亲也因此被推选为临时难民代表（无任何待遇）。难民共有300余人，被安排在陈家祠堂和真君殿两处难民所，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大锅饭，是在陈家祠堂集中起伙，饭菜虽简单，但能保证三餐按时，热饭热菜，当时流传的童谣是：“早冬瓜，晚冬瓜，吃了冬瓜就回家。”这既反映了伙食状况，也表达了思乡之情。难民所难民陆续增加，最多时达600多人。八月里伙食停办，给养分发到户。不久，这两处难民所改编为湖南省救济难民第三十三收容所。九月，全面进行难民疏散工作。三十三收容所经批准疏散至湘西乾城，383人编成一个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父亲任一个中队的队长，负责上下联络。这支队伍，外地人少，滁县人多。出发前，每户预领一个月的给养。每家都买独轮车推运衣物，父亲考虑自家人多衣物多，买车两部。
九月二十一，也即公历11月12日，全家人离开长沙。当晚，在距长沙二十华里的二十里铺，回望长沙上空一片熊熊火光。这是在日军占领武汉后进人湖南北部，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以为日军很快会来进犯长沙，为留给入侵者一座焦土空城，而故意制造的酿成巨大破坏、殃及众多无辜百姓的一场大火。父亲庆幸早走出一步，又逃过一劫。可能是望见火光的影响，大队领导决定抓紧时间加速前进，尽快赶到洞庭湖西部的常德县，然后再放慢速度。
这近四百人的队伍，虽都是普通百姓，且有老有小，但在避难保命的共同愿望驱使和激励下，能听从指挥，行动一致；能同甘共苦，互帮互助；能不畏艰难，奋力前行。终经五十余日，徒步行走千余里，于腊月里到达湘西乾城县首镇所里（今吉首市所在地，怀化市与张家界市之间）。
五
初到所里，没有住处，一家人就住在离所里1公里的金刚洞尼姑庵里。睡地铺，缺棉衣，已届年关，一无所有，看见当地人家欢欢喜喜忙着过春节，不由产生流亡人有家归不得的伤感。除夕那天，祖母痛哭流涕，姐姐、表姐、表兄、二伯兄、堂兄也哭，全家人都悲痛不已。老尼姑听见哭声很不高兴，不准啼哭。各人只能强忍住哭，默默流泪，这就是1939年的春节啊！
正月，一家人才搬到所里街上租房子住。由于乾城是山岳地带，日军进犯较难，相对较安宁，故一直在所里躲避到抗战胜利。
在所里避难期间，父亲为维持9口之家的生活而操忙。起初，曾与同乡合伙露天打烧饼卖，曾从事手工卷烟摆摊销售。后来，与同乡数人合股做贩运卷烟原料和纸烟生意，因所入股金很少，为多得一份酬劳而兼采购，备尝艰辛。父亲出差采购乘坐汽车、民船，所经路途山高水急，曾多次遭遇危险，侥幸死里逃生。如1941年秋，父亲与一同乡从长沙买货装轮船运到益阳，再从益阳将货装小船运往烟溪，船行在桃花江中，上水背纤时纤绳突断，船倒行如飞，在激流里颠簸起伏。船妇惊喊，对天祈祷，父亲紧抓船边，不敢乱动，幸船被波浪冲击到回水湾的陡坡边沿，船主急呼快上岸，父亲抓住野藤、杂草攀上岸。时值初秋，穿的是单衣，手、脚被划出多道血痕，因受很大惊吓，当天宁上岸走，也不愿再乘船。又如次年夏，与另一同乡由辰溪乘船到泸溪，天刚见亮，船正行在浦市附近，突起大雾，船触礁即呈倾斜状，父亲紧紧抱住桅杆，船家大声疾呼，喊来不少人下水救援，方转危为安。再如1945年秋，父亲去贵阳办事后乘坐私商汽车回所里，在贵州境内开往镇远途中因车超载和马力不足（以烧木炭为动力），一处上坡车爬不上去，且刹车失灵，车直往后退，司机下跳，父亲也下跳，所幸跌在稻田里，车滑下道被堆在路旁铺路用的石子挡住。
家中成员不断有伤恼之事发生。
1942年10月大姑的儿子刚入第五简易师范就读不久即患肠胃病，屡经中西医治疗无效，不幸于腊月二十四夭亡，年仅14岁，全家非常悲痛，大姑更为伤心。也是这一年，在乾城读初中时年14岁的姐姐患罕见的疥疮，浑身脓包，几无完肤，沾在衣被上就凝成疙巴，每天脱落的疮痂成捧儿，受折磨达4个多月之久，经勤洗、搽药方渐愈。1943年春，1岁多的我生病，经中西医诊治不见大效，幸寻访到商学院（由外地迁来）兼职义务行医的张辑彦老师，他仔细切脉，对症处方，并登门探视，使我的病很快见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所里鸣放鞭炮铺天盖地，人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之后，流亡在所里的滁县同乡纷纷返滁。
我们一家老小也归心似箭，但因姐姐和二伯兄、堂兄需继续读完高一，返皖后的学校分配也需等待一段时间，故暂时还不能走。次年春，在遣返部门的安排下，父亲即带领祖母、母亲、姐姐、妹妹（1943年秋出生）和我，以及大姑、二伯兄、堂兄与表叔一家及同乡难胞结成一行30人，从所里分乘小船至沅陵，又逆水顶风越滩破浪而达桃源，再由桃源转乘轮船经常德过洞庭湖抵岳阳，复由岳阳改乘火车到武昌。到武昌后，同行的同乡便分散行动。一家老小9人，因堂兄先返滁而减为8人，暂住武昌遣送站的招待所等船遣送南京。岂料78岁的祖母突然生病，说心里不好受。因她已年迈，父亲很担心途中发生意外，含泪请该所寿县籍的张医师诊治。在按其处方服药，尤其是注射了其指定到药店购来的针剂3小时后，祖母接连多次上吐下泻虫子上百条，心里不感觉难受了，也想吃了，病见好转。因祖母病后需要休养，一家人在武昌又多耽搁几天。直到五月底，才从武昌乘大轮拖带的民船抵达南京，休息两天后经轮渡到浦口车站。在浦口，祖母因听一同乡说大伯早于1940年即病故而痛哭一场（原先怕她伤心，一直瞒着她），其他亲人也随之流泪。父亲劝慰祖母止哭后，即买票乘火车返抵滁城，回到阔别近9年的故乡。一家人还听人说，大姑的女儿于1941年秋与逃亡在川东秀山县的赵姓芜湖青年结婚，抗战胜利后随夫返芜。
从父亲遗稿中，他老人家所忆的桩桩件件往事，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却罔顾事实，要为侵略翻案，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祖父和父亲他们若黄泉有知，定然也会怒不可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