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虽然哈萨克语、俄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样样精通，另外，作为旧时的医科毕业生，对拉丁文也有探究，因为所有的西药必须有拉丁文药名，当时他开处方都是用拉丁文。但是，十分遗憾，唯一让他搞不懂的是汉文。他认为汉文笔画复杂繁多，读音奇异，读出音来却又并不代表辞义，还要搞明白是哪个字，其字义是什幺，否则，光听口说，你永远也别想搞明白他在说什幺。他常常这样抱怨，太复杂了，连他们自己都要问：你说的是哪个字？真是奇怪！周总理说了，汉字将来要走拉丁化方向，我到那会儿再学汉语也来得及。他就是这幺说的，事实上也是这幺想的。但是，当我长到入学年龄时，父亲开始了一场困难的抉择。他把我从爷爷奶奶那里接到城里，说要送我上学。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艾克达依（对我的昵称，是我的爷爷奶奶这样称呼我的，所以他自然这样称呼我）应当学一门大的语种。他说，哈萨克语你已经会讲了，用不着为此再上学。要上学，你就去学一种大的语言，只有掌握了大的语言才能和世界交流。我对他的这些说法，懵懵懂懂，压根就没听明白。其实我对离开爷爷奶奶进城这件事心里一百个不情愿。
起初，父亲想让我学俄语。他说，俄罗斯语言是伟大的，列宁的十月革命就发生在这里，二次大战是苏联人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他们的卫星上天了，了不起。就把我带到伊宁市斯大林学校报名，没想到他的愿望与现实碰壁了。这是1961年的秋天。人家说，你得是苏联公民或是苏联侨民，才能录取。我父亲摇了摇头，说，我们都不是，我们是中国公民。于是，带我回来。到家了，他和母亲嘀咕了些什幺我也没听清楚，但结果我却是明白了。父亲执意要让我学大的语种，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去汉语学校报名。不过，当时父亲的汉语极差，他怕说不清楚，要让母亲一起陪着我们去。说来母亲的汉语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相当水平的。当然，她也没有正经八百地上过汉语学校。但是，她有一个特殊的经历，正是这一特殊经历，让她学会了汉语口语，并掌握了一些汉字。那就是她1952年到1953年期间，在17岁时作为新疆牧区代表一团一代表，到内地访问一年多，在北京还受到一毛一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们的接见，还有幸和他们合过影。年轻的她在这一年多时间的访问期间，居然学会了汉语。在当时，在汉语方面，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绝对老师，在这一点上的确绰绰有余。当然，母亲作为后学医生，是我父亲的学生，这一点也毫无疑问，千真万确。当天下午，我的父亲母亲便带着我来到了在我家住所卫生学校后面的第十五小学，这是当年伊宁市仅有的几所汉语学校之一。学校里很安静，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也是一所校舍齐整、初具规模的学校。在招生登记处那里，负责招生的人说，他们还没怎幺招过少数民族学生，建议我们去少数民族学校报名。鉴于我父亲坚决的态度，他们说，那这样吧，起码得有一点汉语基础才行，不然没法与老师和同学沟通。于是，他们同意对我进行简单的口试。两位校方的人把我们一家三人带进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对我进行口试。他们指着公鸡的图片问我，这是什幺。我并没听懂他们在说什幺，是母亲在一旁给我作了翻译。我用哈萨克语答道：Khoraz（公鸡）。心里不免有些厌烦，我对进城上学这件事本来就充满抵触，没想到考试居然是这等无聊，竟然拿着公鸡的图片让我指认。他们又提问了。母亲翻译过来说，他们让你用汉语从一数到十。这个我当然不会。我很无奈地望了望母亲。他们指着墙上的几幅照片问我。母亲翻译道，他们问你墙上那几位领袖照片是谁。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位。一毛一主席。我说。其他的我一概认不出来。很久以后，父母亲说起那天的情景都要笑。其余几位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当时，校方两位就摇头，说这孩子没有一点汉语基础，没法收下。我的父母几乎是央求校方了。母亲表示今天回去就教会孩子几句，明天过来接受考试肯定能通过。校方两位总算是点了点头。于是，我对汉语的学习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回到家里，母亲就按今天的校方提问教我从一数到十，然后教了一些图片名称，又让我认几位领袖像。第二天一大早父母带我去学校赶考。还是昨天那两位对我提问。他们让我从一数到十，我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我努力想了想，才从一数到了五，公鸡说的清了，国旗会说了。奇怪的是，领袖像我还是只说出了一毛一主席，其他几位依然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对人名记忆方式变了，第一次接触汉名汉姓，我就是记不住。校方两位从感觉上看，似乎对我比昨天要满意一些。我母亲一再表示每天回家她亲自要教我，父亲也当场向校方宣称他也会跟着我一起学汉语。校方总算收下我了。此后，我在班里过了三个月的“哑巴期”，只会用善意的眼神与同学们交流。直到三个月后，才能开口用汉语与同学们说话了（此时我才搞清，我是在一年级乙班）。我的父亲果然从我入学开始自学汉语。他说，看来汉语走拉丁化方向的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再难也罢，还是得要学。果然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能对汉族学员班用汉语教授内科学了。而我一路走来，与汉语汉文结下了一生之缘。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为父亲深邃的眼光感到自豪。
后来，在上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一位教数学的严老师来家里家访（班主任朱老师歇产假，他临时做我们的班主任），通知我的父母，六年级一毕业，就会将我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学，让家里人有所准备，勉励我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学校和组织的期望，同时要求我们一家暂且保密，不要透露出去。北京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近在眼前又十分遥远。应当说，从我母亲的叙述中，我曾熟悉了北京，小学的语文课文还有一课《北京的秋天》，要我们背诵，且要根据课文的生词造句。所以，对北京秋日的蓝天、飞翔的鸽群、悦耳的鸽哨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北京从此便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目的地，一个梦想，也成了一个由我约守的秘密。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受到了冲击，学校停课闹革命，而此时我才刚刚升上六年级（乙班）。北京的梦想看来就要这样破灭了。很多中学生开始“大串联”到北京去，在天一安一门广场接受一毛一主席检阅，而我们因为是小学生，作为“红小兵”不准参加串联，只好蜗居在家里。其间，伊宁市发生了激烈的两派武斗，死了一些学生。父母亲怕我跟着卷进武斗，把我送到霍城县芦草沟公社乌拉斯台牧场爷爷奶奶那里放了一年羊。后来，当武斗平息下来，又把我接回城里，送到伊宁市墩麦里一位回族木匠那里，学了一年木匠手艺。
正在此时（196一9年8月），传来我们将到八中上学的消息。有一天到十五小校园转转，从八中招生海报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一段奇特的历史，我们由小学六年级直接升入初三。而我，则放下手中的木工活儿，辞别刨花散发的淡淡的松香和新疆杨的苦涩清香，直接走入了八中的学堂。那是一所古旧校舍，我的父亲解放前就曾在这里初中毕业，那时叫做Gimnazya，翻译过来，当是全日制中学之意。现在我也走进了这所校舍，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使然？只不过是现在这所校舍被称之为伊宁市第八中学，即将成为我的母校。我的心头还是泛起兴奋的微澜。
一切都是新鲜的。化学、物理、数学课程给我开启了一道认知世界的新的门槛——原来物质世界竟然有着如此奇妙的变幻，禁不住令我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当时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但直观印象是知识居然这般新鲜感人——水居然可以叫做氢二氧一，天天离不开它的食盐居然可以叫做氯化钠……凡此种种，让我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使我此生世界观的形成，思路的活跃，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但是，其中也有小小的例外，记得教化学的刘盛民老师是陕西人，他把“氯”用浓重乡音念成“陋”，便给我留下了先入为主的记忆，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见到这个“氯”字，依然会本能地将它误读为“陋”音。
当然，学校里的一切又显得有些敷衍和仓促。我们的语文教材居然是八个样板戏剧本。我只记得一个形容词，那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背景描述中的“白雪皑皑”。还是刘盛民老师教我们的。他曾一度替代语文老师多带过语文课。“老三篇”也成为我们的语文课文。总之，文科科目教学随意性极强，回想起来，似乎学到了什幺，但迄今记忆不是太深。
不久，随着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奇事件的发生，为了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学校开始组织挖防空洞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再次被打乱。时间有如白驹过隙，很快就到了告别校园，走向上山下乡之路。
于是，我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同学们，来到了伊宁县红星公社绿洲大队第三生产队，我人生新的起点将从这里开始。
而我对同学们的思念情谊，也是从这一天起陪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