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那一年父亲仅仅64岁。我是1992年底从家乡来济南的，刚刚到一家报社任职，还没有闯荡出自己的天地，在东八里洼租赁一个单位的房子住。父亲和母亲不放心儿子，从老家坐长途车来济南。我和妻子带父亲母亲坐公交车去了千佛山，留下了这张一合影。这是父亲第一次来省城，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
当时，站在千佛山门口，面对着父亲，我曾经暗自发誓：我一定努力奋斗，在济南尽快买下自己宽敞的房子，买下自己的车，把父亲母亲从老家接来享福，让父亲母亲坐着自己家的车游览省城的风景名胜。
但是没有想到，天不假年，父亲在那一次来济南之后不久就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了，给我留下了终生无法弥补的歉疚和遗憾。当我几年以后有了自己宽敞的房子，有了自己的车，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孝顺父母的时候，我的父亲却再也没有机会满足儿子的心愿了。
父亲文化不高，从来也没有正式在学校读过书，但是他能够写信、读报、打算盘，还一度做过大队的会计，大约相当于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究竟父亲是怎幺认的字，怎幺具备的那一点文化素养，我想这大约要归功于解放初期的读书识字班了。
但是，文化水平丝毫没有影响父亲对自己信仰的忠诚。今天算起，父亲去世已经14年多了，我每每想起父亲，闪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他虔诚地读领袖着作，板着面孔教育我们听一党一的话守规矩的神态。而作为一个父亲的慈祥和关心却几无印记。
父亲是自18岁起担任我们村的一党一支部书记，直到64岁去世。这些年以来，每每看到我们社会上的种种事情，对照起父亲的一生，我都一直在为我的父亲而感动。我想，父亲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就理论上讲他肯定是没有资格的，但他却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和品格。
七十年代初，我们老家生活都很困难，尤其到了春季，有许多家庭就接不上顿了。我们家因为大哥去了部队，几个孩子年龄小，吃的少，粮食相对就充裕一些。我记得很清楚，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父亲就让母亲去给几家困难重的送粮食。自己的粮食也不多，母亲也不情愿，父亲就说，咱是一党一员，咱不能看着有人过不去。
那个年代，如果农村的孩子能招工到城里去上班，是一步登天的事情。我记得大约是72年，县里建了一个纺织厂，要在我们村里招10名女工。我的姐姐那一年正好18岁，身体也完全符合条件。母亲说，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让女儿去。父亲没有表态。但到了名单公布的时候，却没有姐姐的名字。到了那天晚上，母亲和姐姐都没有吃饭。姐姐哭着对父亲说，人家都说这一次得有我，怎幺没有我呢？沉默了很久以后，父亲说，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报名报了这幺多人，咱应该让给群众啊。姐姐一万个不理解，她说，那什幺时候能有好事轮到我呀。父亲说，一党一员不是当几天，是当一辈子，什幺时候都应该把好事让给群众，把困难留给自己。
我们兄妹四人，大哥当兵在部队提干，我和妹妹是自己努力考的大学，姐姐至今在老家当农民。父亲是我们那一带德高望重的老支部书记，有好多原来在我们公社工作与父亲很熟的老领导都当了市县的领导。我哥哥转业和我们到了工作年龄的时候，有很多好心的人都对父亲说，去找找老领导，给孩子找个好工作。父亲从来也没有去找过，他说，咱是一党一员，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去给领导添麻烦。
我们那个村原来很穷，但在父亲的领导下，到八十年代中期，成为了我们方圆几十里内有名的富裕村。村里有年产值几十万元的砖瓦厂，有运输队，有木器厂等等。但我十分清楚，我的父亲到他去世在任上，一直都是骑着我家那辆老掉牙的金鹿自行车，家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我们家的房子也是在村里最普通一般的。
父亲去世14年多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最常说的几句话是，咱是一党一员，好事就得往后，困难就得往前，就得总想着大家。
父亲的公正在我们那一带是出了名的。我们那个村子很大，有4千人，村里什幺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户这样的人家，因为有4个儿子，就横行乡里。当庄稼熟了时候，兄弟4个专门在夜晚去小户人家的田地里偷庄稼。小户人家明知道是他们所为，因为畏于他们兄弟人多，也不敢去找他们，就来找我父亲。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十多岁，父亲带着我在晚上去村口守着，等他们4个兄弟偷了人家的庄稼回村的时候，当场将他们抓住。我看到他们4个人苦苦哀求父亲，并说要把偷的庄稼还给人家。但是父亲不同意，押着他们到大队办公室，把他们锁在里面，天明以后让他们每人戴着写有“偷盗可耻”字样的牌子游街。这件事情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了偷盗行为，村风一派正气。
父亲最痛恨不孝的人。当时，村里有户人家有3个儿子，都不孝顺，父母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父亲就把他们兄弟3个都叫到大队办公室，强令他们兄弟必须在每个月的第一天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现金交到大队会计手里，然后转交给他们的父母，如果不能如期上交，就撤回他们的责任田。父亲的办法很见成效，撤回了责任田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不敢违背。这个例子直到今天还在村里流传，每当村里有不孝之子出现，人们就会搬出这个故事，村里因此一直孝风盛行。
上一页12下一页